姚洁林,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12础病房的护士。她家就在北京平谷,然而8个多月的时间里,她回去的时间不足10天。1月,她随北京队去武汉支援;6月,她又带队支援北京地坛医院。外援不犹豫,唯有母亲是她最大的牵挂,而她的勇敢、坚定也成为了母亲的荣耀。
抗疫中的姚洁林
特别的行李
回想支援武汉的前夜,姚洁林记忆犹新。因为执行支援医院临时隔离留观病房的任务,大年初二,她还住在单位的隔离宿舍里。下午,支援武汉的第一版名单出来了,没有她。她立即给护士长发了信息,5分钟后又加打了电话,“护士长,请推荐让我去。”对方显然也还在紧急的商讨中。最终,姚洁林直接拨通了护理部负责安排外援工作的副主任赵文静的电话,“我是呼吸科病房的护士”“工作年头久”“经验丰富”……当时的姚洁林太着急了,以至于哭了起来。于她而言,哭泣是对内心想去支援的最真实表达、最虔诚的一种态度。
姚洁林在护理病人
“为什么这么强烈地想去支援当时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人生很少遇上这么大的灾难,没有去一次,就像当了一辈子兵,却从没打过仗。”
大年初二的晚上,姚洁林的名字最终出现在了上报的名单中。那时还不知何时出发,但她像早有预感似地连夜准备行李——她还去了趟急诊。
两盒琥珀酸亚铁、3粒安眠药,加上次日买的一大盒阿胶,这是她的特别行李。直到姚洁林给母亲的家书公开,大家才从她母亲的口中得知,“你贫血,免疫力低,睡眠差,又是本命年,我实在不放心……”“这些都不足以阻碍我奔向武汉的步伐,我会照顾好病人的同时,照顾好自己。”姚洁林在家书中写道。而临行前的那些药品,在她支援武汉期间都发挥了作用。
隔离区里的小善大爱
在武汉支援了65天,姚洁林印象最深刻的患者还是那位满是排泄物的老人。
武汉协和医院隔离区里的很多重症患者,别说下地走路,在床上翻身都是问题。一次接班后,新医嘱尚未下达,姚洁林和同伴提议先去帮患者做一些生活护理。在帮一位老人翻起身后,只见身子底下都是老人的排泄物。姚洁林每次上班都会更勤奋地奔跑——为发热患者一遍遍换水洗毛巾,擦浴降温;即便要下班了,也要先为患者导完尿再走……
“在疫情之下的隔离区里做事,我认为是在积善得福。”姚洁林说,而她在基础工作外的很多小善行都在隔离区里散发着爱的光芒。
姚洁林为隔离区重症患者理发
“咱剪剪头发好不好?”姚洁林曾试着和一位重症患者商量,因为长期卧床,患者的头发越长越长又无法清洗。就在隔离区里,姚洁林第一次当了回理发师。
一次为患者给药时,患者对姚洁林说特别想吃橘子,“可以让家属送来,我们给您拿进来。”“阿姨说家人也都病了,送不了。听到这儿很是心酸。”姚洁林在日记本里写道,下了班她从自己的补给里凑了一袋,请晚班的同事捎给了患者。
姚洁林在北京地坛医院送康复患者出院
在地坛医院支援了30天,姚洁林坦言比在武汉还辛苦的是忍受高温,而她又总是那个不着急出隔离区的护士。“我爱和患者聊天,聊天能知道他们的具体需求,聊天也会让患者轻松下来。”姚洁林说。一位和她年龄相仿的新冠患者,肺部有痰又咳不出来,有些焦虑。姚洁林就把呼吸道怎么受到刺激产生的痰液讲了一番,患者特别惊讶:“为我讲这么多,太有收获了。”
从“非典”到“新冠”
支援武汉,怕母亲担心,姚洁林没告诉她,只给姐姐和弟弟分别打了电话,叮嘱照顾好母亲。支援地坛医院,她还是没告诉母亲,“这就在自己家门口,换了一个地方工作。”姚洁林说。7月31日结束隔离观察,她回到平谷看望母亲,老人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是“电视上报道的那个晕倒、吐了的是不是你,和我说实话。”姚洁林笑了笑说不是她。其实,在地坛医院隔离观察期间,她曾有一次短暂的发热,“那是我抗疫以来最怕的一次。”姚洁林说,她不怕死,但怕连累了并肩战斗的战友。
脱下防护服后的姚洁林,上身已被汗浸透
姚洁林的母亲曾是一名“赤脚医生”,正是她为女儿选择的护理专业。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时,姚洁林正在读大一。同校毕业的一位师姐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去世,第一次激起了她对疫情的恐惧,也引发了她对生命的思考,“人活着真不容易,要经历各种天灾人祸。”疫情像一台收割机,带走了太多生命,“在有限的生命里,我的价值在哪里?”抗疫是她认为极有价值的事,因为被强烈地需要。17年后,她亲自走进隔离区时,又有所顿悟,“无论是高官、富豪,还是普通人,疫情把每个人都变得简单。走出疫情,也希望我们仍做一个简单的人。”
姚洁林在武汉支援时写入党申请书
在武汉支援期间,姚洁林郑重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其中提到:“身边的党员带头申请坚守在抗击疫情的一线,共产党员和医务人员的双重身份,让他们有着加倍的使命感和担当。”8月11日,完成了支援地坛的任务,姚洁林再次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她将以始终如一的实际行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清华新闻网8月31日电)
供稿:清华长庚医院
编辑:李华山
审核: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