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清华党组织的发展历程（二）
●徐心坦
清华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及其早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1926年11月的清华园中，其实已经有了两位共产党员——雷从敏和朱莽。但因为不足3人，所以还不能成立党支部。恰在此时，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生王达成即将到97视频在线精品国自产拍图书馆工作，当时北京市委的负责人陈为人就告诉王达成，他们3人可以成立一个党支部。不久，王达成到校，找到雷从敏和朱莽，在叁院开会成立了清华地下党组织的第一个支部，会上确定由王达成担任第一任支部书记。王达成同志半年后离开清华，在外从事革命工作，解放后曾任国家纺织部副部长。
清华自此有了党组织。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在清华这个阵地上，党组织的红旗一直高高飘扬。革命的火种一代传一代，始终不曾熄灭，并且日益发展壮大。
从1927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是清华党组织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时期。当时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一方面，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共产党人不断惨遭屠杀；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在我们党内，“左倾”、“右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使党组织多次遭到严重破坏。周恩来同志曾有一个评语，说当时由于错误路线的领导，我们苏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了90%，被迫从江西长征到陕北，白区的损失更严重，几乎是百分之百。北平的形势也非常严峻：当时北平市委受到连续15次的破坏，有一个时期几乎没有党组织。1934年，当时的河北省委曾派人到北平，陆续只找到失去组织联系的7名党员和10名团员。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华的党组织一直顽强存在着。从1926年王达成任支部书记开始，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清华先后有27位支部书记，前仆后继，一任接过一任，这条线始终没断。
当时清华的党组织就像一只孤雁，像一只漂泊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与上面的党组织已经失去联系，但他们仍然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始终坚持斗争。1932年，党员张甲洲、于九公（于天放）、冯仲云等投笔从戎，奔赴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校内党组织团结了很多外围组织和进步社团，劳军、赶制棉衣、支援前线筑路等，为支援抗日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1933年，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山海关、热河和察哈尔，随后进逼平、津，北平危在旦夕。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是节节退让，签署《何梅协定》等，都是一步退一步，承认日本的占领。1935年10月，一些汉奸开始在北平酝酿“华北自治”的名目，实际上要搞第二个伪满洲国。时事至此，北平学生尤其是清华学子，实在忍无可忍，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一二·九”运动。
在“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学生得到了地下党的领导。当时的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同志在12月7日、8日晚上，挥泪写下了97视频在线精品国自产拍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他代表爱国学生喊出的一句话震撼了当时的北平和全中国，至今仍然震撼人心：“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作为一个学生，是多么希望能拥有一张平静的书桌啊，但在那个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安心念书了。
12月9日当天，清华学生在西直门被反动当局关在城门外，学长陆璀就站在凳子上向民众宣传抗日。清华学生感到异常悲愤：我们爱国，却连自己的城门都走不进去了！回校后马上酝酿第二次抗日爱国运动，所以又进行了“一二·一六”斗争。12月16日的这次斗争由于事先做了组织准备，游行队伍冲到了天桥。在天桥开完市民大会后，本来按计划要到外交部大楼去示威，结果在宣武门前又被锁住了。陆璀学长发现城门下有一个空隙，就从那个洞里钻过去，打开城门让同学们都冲进来。陆璀自己被巡警毒打，并被抓到警署。在场的美国进步记者斯诺见证了事件的全过程，第二天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以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中国的贞德被捕了》的报道。斯诺以15世纪的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来比喻陆璀，认为她是爱国的女英雄。
1936年1月2日，清华和平津的其他一些学校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到达高碑店后被押送回来。回校后，他们认识到没有组织是不行的，所以在蒋南翔同志倡议、大家一致赞成的情况下，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民先队在抗战初期起到了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重要作用，它也是以我们清华学生为骨干的。清华学生李昌担任了民先队清华大队的队长，后来又先后成为北平市民先队总队长和全国民先队总队长。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清华的声音日益高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的北平党组织派出了4位代表，其中有2名来自清华：一个是当时清华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学诚，一个就是全国民先队总队长李昌。另两位代表分别是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和北京师范大学党支部书记林一山。杨学成在会上做了发言，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重视。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当时清华在整个北平党组织中所居的位置、所起的作用。
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根据中共北平市委指示，蒋南翔、杨学诚、黄诚等人负责平津流亡学生工作，先后在济南、南京建立“平津流亡同学会”，带领部分北平学生北上或南下参加革命。
根据现在的统计、核实，当时清华在校一共有42位党员，183位民先队队员。而已知当时在校学生总数是708人，这样民先队队员就占到了学生总数的1/4左右，党员大概占6%左右，都有着相当强的力量。
在这一时期，清华有很多共产党员和民先队队员奔赴抗日战争第一线。如蒋南翔到中共北方局工作，协助刘少奇同志编辑前线刊物《斗争》，后来又到长江局担任青委委员。黄诚先是在武汉、皖南一带开展抗日宣传，随后到新四军任政治部秘书长，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俘，牺牲于上饶集中营。
1937年10月，学校南迁到长沙和北大、南开一起组建“长沙临时大学”。随校南迁的清华、北大地下党员马上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临时党支部。支部18名党员中有12位来自清华，其中有熊向晖同志。1937年12月，熊向晖经蒋南翔介绍，接受党组织指示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胡宗南部“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后来，他直接打到胡宗南身边，担任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党中央这边则由周恩来直接联系。前后十多年时间里，他把胡宗南重要的军政机密不断地报告到党中央，使中央及时了解了很多重要情报。所以毛泽东后来评价熊向晖时，说“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的确很了不起。
1938年初，临时大学继续南迁，4月到达昆明。1938年5月，西南联大正式成立，从北平和长沙去的一批党员马上又分别成立了联大的党支部。此时，蒋介石正处心积虑要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党中央和云南省工委做出了及时的应对指示。他们提出，在南方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应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这个指示是非常正确的。
联大党组织成立支部后，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已经有了81名党员。当时云南全省党员只有200多名，这81名党员就占去了叁分之一，这说明联大党组织的力量是相当强的。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他们都严格遵守了纵向不得越级、横向不得打通、转地不转党等组织内部纪律。
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证实了党中央的预料。“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派特务头子康泽到昆明，专门镇压昆明特别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但是由于联大党组织事先有了准备，及时将一些比较暴露的党员和进步力量撤退到滇西一带，所以党组织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成立了第二党总支，更秘密地进行工作。在这个低潮中，联大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叁勤”方针（即“勤学、勤业、勤交友”），扎根到群众中，为群众办实事，在组织群众学习，尤其是团结进步教授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1944年日军穿过河南、湖南、广州，长驱直入，占城146座，并一度占领贵州独山，大西南受到严重威胁，人心激愤。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抨击国民党。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应不失时机地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并以西南联大为中心，掀起新的民主高潮。为此，联大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1944年5月，以纪念五四运动为主题，通过举行座谈会、建“民主墙”、办纪念晚会等方式，团结广大师生，广泛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腐败无能的恶劣行径。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党员和进步学生重新掌握了一度由叁青团分子把持的联大学生自治会，并陆续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第一支部和“民青”第二支部成为党的得力助手。
（采访/整理 新闻中心实习记者程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