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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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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中，我是个普通的小兵，文艺战士，是在党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我不是战斗英雄，也没有什么突出贡献，做了一些工作，是我应尽的责任，是党对我培养的结果。回想起来，党对我的培养教育很多，我对党的事业贡献太少了，常常感到心里不安。这里反映的也只是我个人经历一个很小的侧面，但它绝对是真实的。
一、悲惨的遭遇
我是河北唐县宋高和村人，一九二六年三月出生。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唐县城也于1938年10月8日被日寇侵占。记得193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天还没亮，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我们村，啪啪的枪声惊醒了熟睡的人们，全村乱成了一团，大人们的呼喊声，孩子们的哭叫声，响成一片。全村人扶老携幼快速往外跑，可东南西边都是敌人，只能往村北，顺着被洪水冲成的深沟，向小山后面跑。我母亲怀里抱着两岁的弟弟，我帮扶着她，在紧急的枪林弹雨中，我多次想把弟弟抱过来，母亲不肯松手，向我大声推喊着：“你别管我，快点跑吧！小姑娘要是让鬼子抓住，可是了不得。”万万没想到，这竟是善良的母亲对女儿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和家中其他人随着人流，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从小山旁绕到山后，来到我奶奶的娘家黄金峪村，后来才知道，有一部分乡亲们，包括奶奶、母亲和弟弟，是沿着山上的小路想翻过山去，当爬到半山腰时，日本鬼子用机枪扫射，当场血流成河，子弹穿透了母亲的胸膛，弟弟也被机枪的开花弹炸开了头，脑浆流了一地，母亲和弟弟惨死在血泊中。这些惨景是双腿被子弹打穿受了重伤的奶奶爬到跟前才亲眼看见的。当乡亲们用椅子抬着奶奶到黄金峪舅姥爷家时，她亲口告诉我们，我抱着奶奶泣不成声，奶奶有气无力地对我们说：“别哭了！娘死了，还有奶奶哪！”但奶奶终因伤势过重死了。因为弟弟的尸体头部被炸开不完整，太惨了，没有让我们看，就埋在地头了。我给母亲送葬时，看到母亲黄黄的脸上，紧闭眼睛，还咬着牙。我放声大哭：“娘啊！娘啊！你为什么死得这么惨呀！”我哭干了眼泪，哭哑了嗓子，哭出了满腔怒火。我恨死了日本鬼子。
1939年春的一天清晨，可恨的日本鬼子又来到了我们村，全村乡亲们都绕道跑到山后，有的乡亲爬到山上看看动静，没想到村里冒烟被烧成了一片火海。日本鬼子走后，大家有回来了家看到的只是一片瓦砾，断墙残壁。我家两套院子20多间房，全被烧光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迫使我考虑今后怎么办？是谁侵占了我们的国土，让我失了学？是谁的子弹穿透了母亲的胸膛？是谁用开花弹炸出了弟弟的脑浆？是谁点燃了大火烧毁了我家乡的房子？是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我的悲惨遭遇，只是千千万万个悲惨遭遇的一个。这一切都是灭绝人性的日本法西斯犯下的滔天罪行。怎么办？只有参加革命，打败日本侵略者，才有活路。1939年9月，我带着强烈的民族恨，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当时我13岁。
开始我报名并经批准和几位同志一起，到晋察冀边区民族革命中学学习，地点在唐县史家佐村，主要学习政治和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政策。半年的学习生活非常艰苦，主要是吃不饱饭。个别人经不住艰苦的考验，自动退学回了家。我无家可归，决心坚持到底。我于1940年2月毕业分配到唐县抗日妇女救国会任秘书工作。后来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延安迁到晋察冀边区后，我又参加了“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三个月结业后，于1940年7月我和几个学员被分配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儿童演剧队工作。从此我作为一个小文艺战士，战斗在抗日烽火中，开始了我新的战斗生活。
二、难忘的西战团儿童演剧队生活片断
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是党领导的文艺团体，1937年8月成立于延安，归党中央领导，主任是丁玲，副主任是周巍峙，曾奔赴国统区西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11月，中央决定由周巍峙任主任带队到晋察冀边区开展工作，归北方分局领导。1940年1月西线团成立了儿童演剧队，后改为少年艺术队。领导非常关心儿童队的全面成长，配备了最强的干部和老师，开设有政治课，“阶级与政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与政策”、“党的基本知识”、“民族气节，爱国主义教育”等。专业课有音乐、戏剧、美术、文学等，在生活上对我们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儿童队的任务是通过文艺宣传把边区儿童动员组织起来，参加抗日工作。儿童队有时单独外出演出，多数是参加团里的演出和各项文艺宣传工作。只要开展工作需要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干什么。就像革命大家庭一样，老师和大同志像长辈，小同志像兄妹。为了让我们有一个习作的园地，要求每周出一期壁报，有诗、有画、有散文等贴在屋里，邵子南老师给壁报起名叫“少年高尔基”。我们经常的任务是唱歌、跳舞、画画、写诗、写散文、刷大标语、写街头诗配画、撒传单等。我们走到那里，就把抗日工作宣传到那里，到处都留下了西战团及儿童队的足迹。1941年4月我参加了由田野编剧，赵尚武和周巍峙作曲的三幕儿童歌剧的演出，我在剧中扮演儿童团长，反映很好。
邵子南是作家、诗人，也是我们的文学老师。在邵子南老师培养教育下，初步学了一些对于诗和散文的知识，也看过一些中外名著。我也学着写过一些街头诗和散文，包括一些小短文。1941年2月16日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晋察冀艺术”第六期发表了西战团团员的三篇文章：田间的“为新的一代而歌——开展晋察冀边区儿童艺术活动”，邵子南的“少年高尔基们”、和我写的“亲生之母”。邵子南还在他的文章中介绍了我的情况。
1941年2月12日西战团创作出版的《歌创造》第二十一期上，刊发过我写的一首歌词，“婚姻自由”，由顾品祥作曲。去年“顾品祥刘伟歌曲集还将这首“婚姻自由歌”收入其内。
1942年秋，邵子南老师带我们一个文艺小分队转移到阜平、平山一带山区，和当地父老乡亲一起进行秋季反“扫荡”。我们用革命文艺作为团结人们教育人民的武器，由邵子南老师编辑出版了街头壁报，起名叫“街头文艺”、“觉悟”和“开通”，前两种以工作队名义出版，结合当时的政治任务，战斗及生产实际情况，表扬好人好事，也批评一些落后的东西，以便提高觉悟。内容贴近群众，形式多样，有短文配画，群众喜欢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觉悟”和“街头文艺”上刊登过我写的小短文。1978年革命历史博物馆同志曾拿着复制件让我确认，问是不是我写的，我立刻确认了。后来甄崇德要写回忆邵子南“他是太行山的儿子”一文时，到革命历史博物馆去查看这些街头壁报，看到了“街头文艺”，“觉悟”，“开通”共有26期。他用完后，寄给我看，又发现有好几篇我写的文章，其中有发表于“觉悟”第三期的“会是谁开的”、“世界不向后走”，“觉悟”第四期上我写的“妇女们”、“口是心非”，“觉悟”第七期上的“象这样站岗行吗？”，“觉悟”第八期上的“中秋节”等。
我深深地认识到，革命的文艺是战斗的武器，正如毛主席说的，革命的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抗日烽火中，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的功绩。
我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近两年半时间里，在党组织和老师们的亲切关怀和培育下，我从一个幼稚无知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小文艺战士。不仅懂得了抗战和革命的理论，也初步学会文艺这个战斗武器，初步认识到将来的奋斗目标是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为我后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打下了基础。每当回忆起我在抗日烽火中战斗的童年，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名普通小文艺战士，谈不上有多少贡献，更没有动人的事迹，但是我为抗日战争、为革命文艺工作，尽了一份力量，做了一些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心里感到充实和幸福。
三、 向革命圣地延安
1942年是抗日最艰苦的一年，晋察冀边区党政军团各机关实行了“精兵简政”，西战团也进行缩编，少艺队除留下个别人外，都调走了，我和耿文星同志一起调到抗大二分校附中学习。1942年12月8日，我和耿文星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培育我们的领导和老师们、战友们，来到抗大二分校附中所在地河北灵寿县女庄村报到。校长是李志民，后改为江隆基。附中主要学习文化、政治和外语。当时生活非常艰苦，只能以黑豆、高粱、树叶、萝卜、红枣为主食。由于日本鬼子的疯狂“蚕食”和“扫荡”，不可能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于是又决定把我们抗大二分校附中调到延安去学习，当时这个决定非常保密。
1943年2月11日下午，集合全校师生，包括二分校高上科、陆中和附中，在灵寿县团泊口西边山沟里，听抗大二分校孙毅校长讲话：“今天是反‘扫荡’动员大会，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的进攻和扫荡，将一次比一次疯狂和更加残酷，为了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保存一批干部和附中一千三百多名革命青年，决定组织反“扫荡”演习。为了行动便利，首先都要轻装，一个背包，一条米带，一个挎包，一个碗，三双鞋，其余一律精简。行军走路鞋最重要，新鞋都应穿几天，每双鞋上都缝上鞋带，还要结实些，跑起路来跟脚，不会打泡、掉队。另外要求大家注意，不要渴极过饮、饿极暴食。演习路上，有时吃不饱，甚至饿肚子，只要脚不出毛病，肚子不生病，就不会掉队。因为走路多，行军急，多夜间，爬高山，过冰河，每个人还要准备一根棍子，它黑天帮你探路，趟水过河用它探水的深浅，上山当拐杖，下山是扶手，遇到高坡陡壁时，伸出棍子，用手一拉就上去了。”最后他高声说：在战争环境中，你们念书是多么不容易呀，你们毕业后要担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的大任。凡是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人物，无不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和饿其体肤的过程……”孙校长的谆谆教诲和经验之谈，象慈母送儿一样，它深情嘱咐，我们铭记在心，是鼓舞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
按照布置，抓紧做好行军准备工作，并进行编队。高上科四个队和附中全体同学合编成三个营，分南、北、中三路西行。二分校给附中同学配备了最强的干部和老师。我们八队在中路，为第二营，营长汪峰，副营长陈问彪，教导员张驾伍，我们八队长冀云，指导员潘特。女同学单独分两个班。排长是魏风。没过两天，我们就从灵寿县女庄村出发行军了。冀队长在连级干部中最年轻，可是他带兵很有经验，他带队走在最前面，能压住队伍，稳步前进，潘指导员走在最后，还有董兆琪同学担任联络员，跑前跑后传达命令。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都是白天休息，夜里行军，绕开敌人的据点和封锁线，爬山涉水，每天要走百余里。行军非常艰难，可我们没有一人掉队。这一次反“扫荡”大演习一直往西走，到底要到哪里去呢？问谁谁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到达的目的地是绝密的。有一天冀队长向大家公布我们是到延安去，大家高兴极了，顿觉浑身是劲。一点也不觉的累了。延安是革命圣地，是红色首都，是每个人早已向往的地方。就要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了，大家沉浸在幸福中。
在一天傍晚，冀队长告诉我们今天晚上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越过日本鬼子占领的同蒲路。动员大家齐心协力，互相帮助，绝不让一个人掉队。高上科的老红军被分到各班做指导，把女生分散到男生班里去并落实到。我被分到四班，班长叫刘振权，高高的个子，对人热情，实在，他对我说：“咱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急行军，强行军，快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跨过同蒲路。咱们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跟上队伍，绝对不能掉队，否则就没命了。咱们到延安去一个人也不能少。你的东西我帮你背，你跑不动了，咱们拉着拽着也要一起跨过去！你有什么困难吗？有信心吗？”我坚定地对他说：“你放心吧！我没有困难，有信心。我绝不离开你们一步，累死也要坚持到底！”他很高兴并鼓励我：“对！绝对没问题，有什么情况一定要告诉我，不要客气，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天刚黑，我们就出发了。当进入敌人的封锁区后，开始急行军，强行军，越跑越快，实在是喘不过气来，我怕掉了队遇到危险，心想每个人都累，我不能给别人增加负担，宁可把背包扔掉也不能掉队。决心一下，悄悄地把背包扔在路边，紧紧跟队伍向前跑。没过几分钟，从后向前传口令并传回来背包，“这是谁的背包？为什么扔了？”刘振权班长一看知道了是我的背包，立刻将背包背在他自己的肩上。并说；“你怎么不说一声就扔了！”我说：“实在是喘不上气来了！”他看我实在累得喘不过气来，又把我脖子上的米袋子也抢过去背上，我只剩下一个书包，心想：我怎么这样没出息？不！我一定要争口气，要经得起艰苦的考验。我说了不掉队，就要保证不掉队，鼓起勇气继续向前跑步走。我们过同蒲路的地点是靠近宁武县城北边。快到同蒲路时，突然一辆敌人的侦察装甲车隆隆开过来，只听一声令下：卧倒！我们立刻趴在地上。护送我们的战斗部队早就掌握了敌情，待侦察车一开过去就插空快速越过了同蒲路。过完同蒲路后就要过汾河。汾河上游水不大，但结有薄冰，我们趟水过河冷得发抖。过了汾河爬山过程中，一不小心我拄的棍子掉到山下去了，怎么办？没了棍子等于少了条腿。刘振权说：“棍子掉了不要紧，我想办法，到前边小村爬到树上弄一根棍子来！”说完就跑到队伍前边去了。我左等右等他老没回来，心里非常紧张，我没棍子不要紧，如果他跟不上队被丢了可就成大问题了。过了一会他拎着一根刚从树上弄下来的粗树枝回来了，虽不太直但还好用。我从内心感谢他。我们能够顺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靠的就是互相帮助，同心协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困难和危机时深切的战友情。
我们继续西行，接下来渡过波浪滚滚的黄河。渡黄河时也是很紧张的，因为人多目标大，怕遭敌人飞机轰炸。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渡过黄河。我们是乘坐大木船渡河的。当船渡到河中心时，水流湍急，船夫们齐声喊着号子，用力地划着。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渡过这样大这样深这样急流的河，心情有点紧张，大家也静静地不说话。过了黄河就看到了山顶上的叚县城。有陕甘宁边区的武装部队迎接我们。他们高兴而亲切地对我们说：“辛苦了，你们到家了！”我们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
1943年4月30日，我们抗大二分校附中1300多名师生经过长途跋涉，历时三个月，行程3000多里，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线，渡过艰难险阻，带着说不尽的喜悦，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当时我17岁。我们八队住在延安城外的桥儿沟。桥儿沟即鲁迅艺术学院的驻地。我们望着巍巍的宝塔山，看着清清的延河水，看着整齐的一排排窑洞，真是壮观，我们从心里热爱延安。我们对延安的崇敬和热爱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5月3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司令员在延安大砭沟八路军大礼堂，亲自主持欢迎会。大礼堂四周贴满了大标语，最引人注目的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八个大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贺司令员说：“欢迎同学们到革命圣地延安来，希望好好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还告诫大家：“温室里长大的花木，是经不住风吹雨打的，不进火热的炼钢炉，就炼不出顶好的纯钢来。干革命就要不怕死，你们要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反动派要打来的时候，你们的身上说不定还要打几个眼眼。你们要严格要求自己，艰苦的进行训练，要在火一般的熔炉里认真锤炼，学会学好武装斗争的本领……。抗大的同学是延安的保卫者，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5月4日又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欢迎抗大附中的大会。会议由抗大总校何长工副校长和江隆基校长主持。没多久，朱德总司令来了：会场上立刻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后面的同学都站了起来，都想看看总司令是什么样子。总司令穿一身灰色的军衣，腰里扎着皮带，打着绑腿，脚上是黑布鞋，走起路来显得英武健壮。他笑容满面向台上走去，频频想我们挥手。总司令站在台前像个老妈妈，用抚爱的目光把我们亲切地看了又看，才开始了他的讲话。他说：“今天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看望你们，毛主席因为工作忙没有来，毛主席让我问大家好。”大家都站了起来，长时间鼓掌欢呼。总司令讲话声音不大，但一字一句却是那样亲切。他讲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抗日战争的任务后说：“你们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不远千里来到延安，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热烈地欢迎你们，你们都是先进的革命青年，你们从前方和敌占区回到后方，按说应该给你们安排个最好的学习环境，可是……”讲到这里，总司令的声调放得更慢了，看样子很激动。他深沉地说：“可是，我们现在的条件还很难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正在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不去前线打日本，却调动了几十万大军，正在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为了坚持抗日，战胜困难，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我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三五九旅在南泥湾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一面练兵习武，一面生产劳动，他们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你们要好好向南泥湾学习。党中央为了培养青年，要你们到陇东的深山里去建设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为了你们很好进行学习锻炼，每人发给你们一把镢头，一支枪，一支笔。党中央要求你们拿起镐头开荒地，打窑洞，自己动手，建设校舍；拿起枪杆子保卫边区，学好带兵打仗的本领；拿起笔杆子学习马列主义和文化知识。为民族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你们都很年轻，你们最有前途……”
朱总司令的话使我们受到深刻教育，认清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明确了任务。是党中央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我们决心沿着这条道路奋勇前进，在火热的革命熔炉中去锤炼自己。几天后，我们抗大七分校的师生，换上了灰色新军装，满怀深情地告别了延安，唱着嘹亮地抗大校歌向陇东深山老林里挺进。
四、 抗大七分校革命熔炉中锤炼
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由原在晋西北地抗大七分校迁到甘肃陇东合水县驻大风川，编为第一大队。我们抗大二分校附中编为第二大队，进驻华池县豹子川。由抗大太行陆中和太岳陆中调来编为第三大队，进驻平定川。另外有两个女生队直属校部，驻合水县柳沟，校部先在合水后迁驻东华池。校长彭绍辉，副校长喻楚杰，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全校教职工，学生共4000余人，其中女生300多人。我是女生二队的学员。陇东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在大深山老林里，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和遍地的各色野果，野草丛生，特别是蝎子草一碰上就蛰人。森林里随时都可以见到不怕人的狼，驱散它都一动一动。野猪的胆子也不小。还有遍山跑着呱呱叫的野鸡。这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土地。
全校同学首先要完成的任务是挖窑洞，男同学挖窑洞非常艰苦，有不少同学被砸伤，坚持战斗不下火线。一排排整齐的窑洞都是自己动手挖出来的。我们女生二队住在距合水县城不远的柳沟，这里有几孔旧窑洞，是不是刘志丹的部队住过说不准。我没有挖窑洞，把旧窑洞进行修整加固后我们住了下来，女生一队住在马路的另一边。我们的队长是顾玉玲，指导员是田景田，都是原抗大二分校的女干部。我在班里任副班长。
考虑到女生队在路旁的安全，首先让我们自己动手建起了围墙，大门和岗亭，后来又盖了一个厕所。有一天晚上轮到我和另一个同学站岗，我们轮换着从三面观察孔中，瞭望情况，我忽然听见从北边传来哼哼声，“你快听快看看是什么东西？”两人密切注视着究竟是什么？当哼哼声靠近我们岗亭时才看清了，原来是一头大野猪，咀比一般猪长，个头也很大。我们担心野猪撞进来有危险，一直看它走远了我们才松了口气。
因为我们抗大七分校1943年5月上旬才从延安进驻陇东，联防司令部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十七、十八岁的青年们，发给我们当年吃的粮食，还发给边区自制的灰色粗布和羊毛毡。校领导决定全校几千套棉衣都由女生队负责缝制。我们迅速投入缝制棉衣的大会战。要求我们不但要缝得好，而且要快。开始我们不熟悉，缝得慢，尤其是我从小念书，13岁就离开了家，根本没有缝过棉衣，比我大的同学由于家庭贫苦，很小就学会了做衣服。我细心地学着。
当年要吃的粮食——糜子米靠我们自己到几十里路的地方去背，没有口袋就用裤腿搭在肩上，排着队很整齐好看。空手去的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歌声不断，满载粮食回来时满头大汗，气喘吁吁，鸦雀无声。做饭烧的木柴也是靠我们自己到深山原始森林中去砍枯死的老树，锯成一段段扛回来，比背粮还艰难。因为深山老林里常有各种野兽出没，我们都是集体出动。
我在女生二队时间只有三个月，我们自力更生建设校园，在同学的帮助下，我不但学会了背粮、背柴、手工捻毛线、织毛袜、缝制棉衣，而且学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好思想，学到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约在1943年8月我接到校政治部下令调我到抗大七分校文艺队去工作。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队长、指导员谈话，肯定成绩，鼓励我到工作岗位继续努力。欢送我的那一天食堂的大师傅专门给我做了野鸡肉吃。在同学们一片欢送的掌声中，我背上被包，挎上书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女生二队，到合水县抗大七分校文工队去报到。从此我又回到了文艺宣传工作战线上。
抗大七分校文工队并非全脱产专门搞文艺工作，而是和同学们一样，在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中承担同样的生产任务，就是减少了学文习武的时间。队长陈播，指导员是解杰。队员中不少都是八队的同学，绝大部分都是晋察冀各文艺团体调出来的。到文工队战斗集体，很快熟悉起来，工作起来。由于国民党反对派队陕甘宁边区的长期经济封锁，生活非常艰苦，日常用品非常紧张，我们没有纸张就用桦树皮当纸张，还可做草帽，刷牙不仅没有牙膏连牙粉也没有，就用咸盐刷牙，每个班发一个脸盆作为三用：即洗脸、盛菜、洗脚。轮到谁值日，负责用炉柴灰将盆擦洗干净。
文工队也有大生产的任务，每个人的具体任务分工有所不同。男同学主要是挖窑洞，开荒地种粮种菜，上山烧木炭，也养猪羊等。女同学主要任务是用纺车纺线，用脚踏板纺毛线机纺毛线，原来我根本不会纺线，经过学习都学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纺车。我们文工队的女同志在窑洞里把纺车排成行，当我们纺线熟练以后可以边纺线边唱歌。全校各队同学开展了生产大竞赛。开荒地累，纺线也很累。纺车要不停地摇转，细纱要不停地出，并缠绕在线轴上。开始我们一天只能纺4－5两，还累得腰酸胳膊痛，后来速度提高到7－8两。被评为全校劳动模范的李振敏同学竟然一天纺出了一斤精纱。我积极向劳动英雄学习，克服困难，忘记了疲劳，拼命追赶，我虽然没能赶上劳动英雄，但我也达到了一天纺精纱9两的水平，获得了纺纱突击手称号。在一片称赞声中，心里美滋滋的。当我们把纺出的毛线染成色，再用手工织成毛衣毛袜分给男同志穿上时，大家高兴极了。
我们文工队除了完成生产任务，还要抓时间完成文艺宣传工作任务。我们常常分组下连队了解情况，搜集资料，根据学校的生产、教学、训练、政治任务的要求，为全校师生演出和创作了许多节目，深受大家欢迎。我参加过秧歌剧《上天堂》（饰演边区的老太太）、《牛永贵负伤》（饰演永贵之妻）、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饰演老二妻）。也担任过秧歌剧《识字好》的导演。参加过以郝玉生为主集体创作的话剧《两种作风》等。
1945年8月10日日本向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胜利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片欢呼声。我在8月11日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
一阵热烈的狂笑
一阵兴奋过度的眼泪
一阵撕破嗓子的喊叫
一阵动天的掌声
不错，人民总会战胜敌人，正义总会战胜反动。中国人民从抗战那天起就盼望着胜利，经过八年的苦战，流血牺牲，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记住这个胜利的日子，是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用八年的苦战所创下的，是伟大盟邦——苏联帮助创下的，这个胜利的日子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光辉的一页。
八年抗战胜利了，从1939年9月参加革命到1945年9月，经过党对我的长期培养教育，经过抗日烽火对我的考验，又经过抗大革命熔炉对我的锤炼，我再次迫切要求入党，经徐琪、张友二人介绍。我于1945年11月1日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眼看又投入了争取全国解放的伟大斗争。
回顾自己的经历，自参加革命60多年来，我受到党的最好的培养和教育，虽然也为党的事业做了一些工作，但我深深感到自己的贡献与党对我的培育相比差距太大。现在党对离休干部又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心里常常特别不安。在新时期，我只有更好的学习并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牢记“两个务必”，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发展，向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的干部学习，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才能报答党对我的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