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同学的叁次从军热潮
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民的战争。联大同学出于爱国热忱，曾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参军活动。先后在西南联大上学的学生有8000人，校方列有姓名可查的参军人数为834人(见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估计实际数字不止这些)，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295人，两者相加共1129人，约占总人数的14％，即每100位同学中，就有14人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投笔从戎，其中还有牺牲的烈士。
由于抗日战争长达八年之久，其间国际国内形势有不少变化，因此联大学生几次比较集中的从军情况与当时的政局背景密切相连。
一．抗战初期的从军热潮
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开学，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并逆江而上，武汉、长沙吃紧。
青年学生，在国家民族面临危机的局势下，究竟怎样抉择自己的前途，是直接参加抗战还是继续读书，是一个艰难的问题。抗战初起，社会人士和联大教师之间，也都各有不同的看法。社会人士以鼓励同学投身抗战的占多数。无论是国民党的将领(如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如时任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都主张学生走出校门参加抗日活动。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作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的讲演，他虽然全面地指出：中国青年不仅要在救亡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但他同时号召：中国青年今天的努力方向是，到军队里去，到战地去，到农村去，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最后胜利。
长沙临时大学当局，为了支持学生的爱国热忱以及适应战时需要，于1937年11月15日成立以张伯苓任队长、黄钰生和毛鸿任副队长的大学军训队，对学生进行军事管理和训练，又设立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在12月上旬设立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向同学宣布：“凡服务国防有关机关者，得请求保留学籍。其有志服务者，并得由学校介绍。”于是，不到两个月，据教务处登记簿，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肄业证明和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就有295人。
这些同学的去向大致分为两类，学习工程技术的同学大多到军事系统从事技术工作，其余的大部分都参加了战地服务团，一少部分去延安学习。
当时机械化部队装甲兵团扩充为第200师，需要技术人员。机械系主任庄前鼎动员机械和电机两系同学报考陆军交通辎重学校。说学习期满就可直接参加抗战，学校将为他们保留学籍，并派戴中孚和陈继善两位教师同去，为他们讲三门专业课，回来算学分。1938年1月，录取两系三、四年级学生章宏道(章文晋)、吴仲华等29人。训练8个月后，有的分配到贵阳红十字会战地救护委员会汽车队，运送伤员和战时物资；有的到第200师各下属单位任教官。他们对陆军机械化部队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复学回校的学生有早有迟，毕业班次不一。
参加各种战地服务团工作的活动地区主要是在山西，一些人进入陕西。参加湖南战地服务团的同学，他们经武汉转入第一军胡宗南属下，更名为第一军随军服务团，随军转入陇海路西段，进入陕西凤翔胡宗南部新驻防区。后奉令解散，有些人回联大上学。参加这个团的有洪绥曾(洪同)、熊汇茎(熊向晖)等数十人。李循棠（电机）等10余人到山西临汾，后转去西安第35军留守处。有的留军作政工人员，有的后来去学习。李鼎声(李伟，土木)等14人去了山西，经李昌介绍，其中几个人参加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后除少数人留在炮兵团，其他人多调出。宋延平(宋平，化学)、涂光炽、王松声等参加了陆军第14军政人员训练总团，团址在山西赵城(在今洪洞县境)。他们有的不久去了抗大；有的去陕西临潼从事一段抗日民运工作，后来除极个别人外，都去了延安。有的同学如叶笃正(气象组)、申泮文(化学)等，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所属部队的领导下，在西安一带从事抗日工作。马继孔等回山东家乡参加当地游击队，1938年后，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这些同学，有的后来成为党政军领导干部，有的又回到联大复学。一部分人失去联系，如土木系赴山西抗日前线的宋鸣蔗。有的牺牲，如经济系三年级的何懋勋，他在鲁西北任游击总司令部抗日挺进大队参谋，1938年8月中旬在济南齐河被敌人包围牺牲。
二．应征翻译官
1941年初，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派遣飞机、志愿飞行员和机械师，担负空防与飞越高山运输任务；批准美国陆军协助中国远征军巩固滇缅路、开拓中印公路，以打破日本对中国的封锁。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美国志愿飞行员在陈纳德(Claire L.Chenault)上校的指挥下正式成立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Group，A．V．G．)，通称飞虎队(The FIying Tigers)，作为中国空军的一个单位。他们约有100名空军军官，配备了P-40飞机，并在昆明西郊开始营建基地，在巫家坝开始修建机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7月这支志愿队改称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另一方面，美国采取了“在中国武装和训练中国军队的办法”，在昆明设立了步兵、炮兵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培训中国下级军官和士兵。自1942年，来华美军日益增多，这样就需要大批军事翻译人员。最初由航空委员会从社会上招聘，但质量不够理想，人数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自1941年小批征调已开始，9月教育部下令内迁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一年，到1942年回校。此次共征调70余人，大半为联大学生。也有的学生经学校介绍去参加长短不等的翻译工作，如1943年暑假，经工学院教授李辑祥介绍，有机械系和航空系6人到曲靖美军汽车训练班去作了6个星期的临时翻译。
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1943—1944学年度春季，将征调几所大学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为美军翻译员。11月10日，梅贻琦常委在新校舍和工学院分别动员学生应征：四年级同学服役期满发给毕业证书；低年级学生志愿应征期满返校，可免修32学分(相当一个学年的学分数)。合格的应届毕业生，“不服征调两年兵役者，不发毕业文凭”。到1943—1944学年度上学期结束，四年级应征人数为310人，加上其他年级志愿应征的共400余人。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清华校友)，还直接向联大负责人要工学院土木、机械、电机系的同学到他的部队去。
在大批应征的译员尚未入伍以前，就有30多名联大低年级(有个别高年级的)同学如翁心钧等，于1943年11月14日提前报到；大批译员离校后还有人陆续应征。
为了培训军事翻译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昆明设有译员训练班。主任是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仁霖，实际负责人为联大教授。吴泽霖为副主任，樊际昌为教导主任，戴世光、鲍觉民主管训练业务。担任语言训练的联大教授有陈福田、闻一多等；为扩大知识面和文化素养还办了专题讲座，邀请多位知名教授担任。译训班办有英文新闻简讯，由陈嘉、胡毅根据当日短波新闻编写而成。1943年11月中旬所办的训练班被算做预一期，1944年1月正式征调的学员为第一期。到抗战结束共办了名为10期，实为11期的译训班。学员毕业后担任上尉三级译员，或少校二级译员，是正规的非军事官员，被称为翻译官。
联大的翻译官被分配的工作范围相当广泛，而且时有变动。美军中缅印战场所辖三大部分，在印度缅甸的X—Force，在云南的Y—Force以及在广西、贵州、湖南的Z—Force都派遣有联大同学。中缅印战场的几次重要战役，入缅战役、滇西战役、打通中印公路之战以及湘西会战等，都有联大的翻译官参战。在培训地面部队掌握各种兵种的新式武器方面，后来有时由翻译官直接讲授。有的翻译官被派遣到美国为培训中国飞行员和机械士做翻译。有的在美军总部工作。
从事译员的联大同学中，也有女同学。如梅祖彤，她参加了英国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F．A．U．)。
1941-1945年，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约4000人，其中联大学生约400人，占10％。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们大部分先后复员，有的直接毕业，有的返校补读了若干学分后毕业。
在联大从军学生题名纪念碑上，刻有殉职的五位烈士的名字：
黄维，是联大翻译官中最早殉职的烈士。他是1941年被征调的外文系四年级学生。译训班毕业没有去飞机场志愿队报到，而志愿去了缅甸远征军。在部队撤出缅甸抢渡怒江时，落水牺牲。
缪弘，是1943年入学的外文系学生。1944年秋随美军和国民党鸿翔部队空降到被日军占领的敌后作战。抗日战争胜利前夜，1945年7月31日，在收复广西平南附近丹竹机场、冲击日军山头制高点中，他奋不顾身随士兵冲锋(作为翻译官本可与同行美军军官一起留在山下)，壮烈牺牲。时年19岁。
朱堪，物理学系1940年入学。1944年入缅战役，随军撤至怒江会通桥，被日军追击而牺牲。另外牺牲的还有历史系的曾仪和外文系的吴若冲。
王文，机械工程学系1940年入学，在空军中牺牲。
美国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援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授给作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MedalofFreedom，Bronze Palm)，指令于1946年5月14日由驻上海的美军司令下达。名单共有300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部队军官和技术人员以及军事翻译员。在52名受奖的上尉翻译宫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0人：陈宝、程道声、李乃钢、李益琛、刘厚醇、梅祖彦、蔡国模、左水泅、王蜀龙、姚元。他们代表着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得到这项荣誉，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军事翻译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三．报名参加青年军
这是一次在抗战战局严峻，国内政治局势复杂的情况下，联大同学的爱国从军行动。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已逐渐处于劣势，为了支援它在东南亚和滇缅边境的军队，它急需打通从中国大陆到越南的交通线，因此在豫、湘、桂、黔发动迅猛进攻。自5月开始，连下洛阳、长沙、梧州、柳州、桂林，到10月，自街阳南下的日军和从钦州湾北上的日军夹攻南宁，12月占据独山，直接威胁贵阳。重庆、昆明均感震动。另方面，罗斯福对蒋介石保留自己实力避战的态度实在不满。为在中缅印战场夹击日军，于1944年9月19日致电蒋介石，敦促他加强在缅甸萨尔温江(流入缅甸境内的怒江)的中国兵力和攻势，如若贻误战机要蒋介石承担责任并将断绝对蒋介石的援助。在这双重压力之下，国民政府于1944年10月14日提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口号，发动十万青年从军运动。
由于蒋介石从抗战开始，常在借日军之手消灭异己，此次招募这支军队，其目的究竟是为了抗战还是为打内战做准备，社会上不能不产生怀疑。因此联大同学报名不甚踊跃。在重庆电催限期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学校当局召开大会，邀请几位教授钱端升、冯友兰、周炳琳、闻一多做动员讲话。日军进入贵州的战况，起了直接动员的作用。于是有200多位同学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报名参军。学校于12月底举行欢送从军同学同乐会，资助联大剧团、戏剧研究会、山海云剧社于1月19日至21日演出了由夏衍、于伶、宋之的合编的《草木皆兵》以表欢送。1944年12月8日，联大200多名从军同学离校到青年军207师炮一营入伍。他们全部都分发到印度远征军，大部分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密支那附近兰伽(Ramgarl)学习汽车驾驶，属辎重兵第14团。取得驾驶执照后，便在史迪威公路上执行任务。参加青年军的同学，有些人最初还抱着对这支新建军队的幻想，但青年军中不仅继承了旧军队的蛮横军阀作风以及贪污克扣军饷等，还防范联大同学的民主思想，害怕有关共产党的信息，从反面教育了同学。日本投降后，这批参军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回校复学，其中应届毕业生有39人按规定毕业。另外1944年11月有联大理学院和工学院14位同学考取了青年军征集的空军甲种领航兵种，他们分别在四川双流和铜梁入伍。在双流航校的同学遇到政治思想钳制更严厉的军队管制，1945年8月抗战结束，他们便于8月底回校复学。
这便是西南联大的第三次从军运动。
（摘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