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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教授们的道德和人格力量
贺祥麟
近年来，写文章赞扬西南联大者可谓多矣，例如说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为中国教育史上之“奇迹”，它只存在了9年，却培养出后来成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二人；说建国后成为院士者有当年联大学生多少人，占全部院士的几分之一；说我国原子弹、氢弹这“两弹之父”就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邓稼先；说西南联大教授中大师如云，联大教授的水平在世界上应届一流，等等。这些话都讲得不错，可是有一点，即：大家都只谈联大教授的业务水平非常高超，却很少人谈到他们的道德和人格力量也同样是第一流的。我想补充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谈这个问题，得先谈“时代背景”，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他们的高风亮节才更加突出，也更加不容易。抗日战争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联大师生生活十分困难。1937年上半年(即抗日战争发生以前)，一个教授的平均月薪约为350元法币(抗日战争以前一元法币即一元银圆，350元大约等于今天的人民币一万一千元)，到了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的每月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而物价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405倍，因此教授的3697元收入只等于1937年的8．3元!依靠这仅值8．3元的每月薪水，又如何能维持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呢?惟其如此，才发生了这样一件为我目睹并且震撼了我灵魂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去当时昆明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一家拍卖行闲逛时，居然见到了我的法文老师、联大法文专业一位首席教授拿了师母的游泳衣去卖。这一“惨不忍睹”的悲剧使我晨惊骇怪，把我吓得丧魂失魄，赶快逃走了。也惟其如此，闻一多先生才于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中学兼课，晚上批改了学生作业后，半夜还得为别人刻图章卖钱!请看当时名震海内外的十二位著名教育家和学者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等硕学鸿儒为先生所写的“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住冻。惟是温摩(按：此字的读音为nun意思是“手气”——祥麟注)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闻一多先生如此，吴晗先生呢?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但吴先生因妻子久病，医药费和去上海的旅费无法筹措，乃于1946年4月写报告给校长梅贻琦，向学校借钱。报告说，“九年困境，债台高筑，游费、医药费及最少五个月之生活费，一无着落”，只好提出先向学校借款，然后以自己的16大箱书籍变卖还债。再以法律系费青教授为例，费教授长期患病，经济极为困难，只好请求学校收购他多年来的德、英、汉三种文字的全部藏书。1941年9月，北大法律研究部付了法币3000元，购买了费先生的藏书。书籍是知识分子的“命根子”，进行科研必须有大量的参考书，而今上述两位教授为了生活，居然决定出售自己的所有书籍，此中苦况，我们今天又如何想象!再如，教授中拖儿带女，家属人口众多、负担沉重者，为数不少。例如：全家人口有六人者为王力、冯友兰、冯景兰、杨武之(杨振宁之父)、潘光旦、刘仙洲、游国恩等15人；全家人口为七人者有林文铮、袁复礼、马约翰、闻一多、罗常培、李继侗等14人；全家人口为八人者有蔡维藩、徐继祖两人；而中外闻名的大学者和作家的朱自清则全家有十口人之多。像朱自清先生家庭负担如此沉重，他靠这每月8．3元大洋又怎样生活?老师如此，学生的生活也不好过。我举个自己的例子，说明经济困难对我个人学习的影响：我当时是外文系学生，由于物价飞涨，联大学生食堂不仅伙食质量极差，而且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各吃一餐。也就是说要在早晨8点至10点上两堂课后，再吃早饭。经济情况较好的同学可以在7点多时，在街上摊贩处买早点吃，我因无钱购买早点，肚子又太饿，无力气去上课。有时只好干脆不去上头两堂课，在床上睡觉。今天讲起来好像是“逃学”，很丢人，可是当时实在没有办法，肚子空空如也，委实无力气去“枵腹上课”。
我从有关资料中，读了不少联大教授或“教授会”因经济困难写给当时教育部或联大学校领导的报告，可以说是字字血声声泪，感人肺腑。今举联大“教授会”1941年12月写给教育部的报告为例：
……同人等昔已为涸辙之鱼，今更将入枯鱼之肆矣。……姑无论市井奸商操纵物价，转手之间便成巨富，即同为政府机关，而亦有司书录事之职，其薪津即多于教授者，至于自有收入之机关，其人员举动之豪奢尤骇听闻，一宴之资可为同人等数月之薪津!……同人等上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下亦不忍用国家之锱铢如泥沙，固不望如前线忠勇将士之多得实物，亦不愿如后方豪奢机关之滥耗国帑，惟望每月薪津得依生活指数及战前十分之一二。无论数目之多少，总期其购买力能及战前之五十元，俾仰事俯畜，免于饥寒。庶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以求国家最后之胜利。
然而，就是在如此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奇迹”：1942年10月联大有25位名教授，全部是学校的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和各系的系主任，联名致函校领导，拒绝教育部发给自己的特别办公费(所谓“特别办公费”者。翻译成我们今天的术语，就是系主任的“岗位津贴”)。这一封信写得很感人，谨全文照抄如下：
敬启者：
承转示教育部训令总字第45388号附非常时期国立大学主管人员及各部分主管人员支给特别办公费标准。奉悉一是。查常务委员会总揽校务，对内对外交际频繁，接受办公费谊属当然，惟同人等则有未便接受者。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予教深之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自北大、清华、南开独立时已各有此良好风气，五年来联合三校于一堂，仍秉此一贯之精神，未尝或异，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之一也。且际此非常时期，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而以昆明一隅为尤甚，九伤十丐，薪水尤低于舆台，仰事俯畜，饔餮时虞其不给，捷以同尝甘苦，共体艰危，故虽啼饥号寒，尚不致因不均而滋怨。当局等师重道，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平均之谊，且今受之者无以对同事，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之二也。准此二端，敬谙常务委员会鉴其困难代向教育部辞谢并将原信录附转呈为荷。
此上常务委员会公鉴
冯友兰 张奚若 罗常培 雷海宗 陈福田 李继侗 陈岱孙 吴有训 汤用彤 郑天挺 黄钰生 陈雪屏 许浈阳 饶毓泰 燕树棠 孙云铸 查良钊 施嘉炀 李辑祥 章名涛 王德荣 陶葆楷 苏国桢 杨石先 陈序经
读到这封信时，我的灵魂受到强烈震撼。用咱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教授兼系主任，工作量增加了，工资贴补一点，天经地义，多劳多得嘛，有什么好说的!更何况是教育部统一的规定。但是，联大这些教授不要，他们宁可继续过自己的贫困日子。为什么?因为第一，他们认为多做一些工作，是自己的责任，不应另外多得报酬。第二，他们不愿享受特权。固然，他们全家饥寒交迫，生活极端艰难，可是一想起其他教师同样困苦，他们不忍心自己单独拿这笔钱。信里面“九儒十丐”一词，叫人心酸。用的是元朝的典故，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对知识分子特别歧视，把全国人按职业分成十等，而最低下的叁等为“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比妓女还要低一级!抗日战争时的知识分子，薪水太少，地位低下，其社会地位名次排于国民党兵痞子之下，人们把国民党兵痞子叫做“丘八”，而大中学生则被称为“丘九”。知识分子地位之低下，于此可见矣。正是在这种家庭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联大25位兼任行政领导工作的教授，毅然拒绝了接受特别办公费，真是高风亮节，彪炳万里，正气凛然，令人景仰!
然而，联大教授的道德品质还不仅表现在这一方面，它同时还表现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老师和行政人员的精诚团结上。某些旧大学，尽管组成成分比西南联大单纯得多，却不乏不同派系勾心斗角、窝里斗的“传统”。可是西南联大由三个学校临时组成，不论常委会、教务处、总务处，或者是各个学院和系，一般说都有三个学校的人，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从没有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之事。三校老师和行政人员，大家都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亲密无间。只此一点，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非常罕见，非常难得的。能做到这一点，最重要一条，在于三校的传统好，和联大教师以及行政人员的素质高，思想品质优秀。人人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以学校前途为重，不计较个人或原先“小团体”的荣辱得失。直到今天，虽然西南联大早已于半个世纪前解体，不再存在，而“联大精神”却依然芬芳扑鼻，永留人间。
——摘自《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特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