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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南翔同志倡导政治辅导员制度
● 滕藤 黄圣伦
南翔同志是一位令人崇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他在清华担任校长的十四个年头里，为培养一批又一批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作出了不懈努力。在教育园地里，他开拓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１９５２年末，南翔同志到清华的时候，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他到校后不久，和当时清华党委的同志研究工作时就谈到：学校最根本的任务就是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培养出来的学生首先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要做好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在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应该紧密结合业务来进行。他还和大家一起回顾青年运动的历史，参照清华地下党的经验，一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地下党员，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和影响，提出目前也要从觉悟高，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党团员中挑选学生政治工作干部，建立半脱产政治辅导员制度。他让东昌同志按设想起草了一份向高教部、人事部请示设立政治辅导员制度的报告。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挑选学习成绩优良、觉悟较高的党团员担任辅导员，其学习年限延长一年……由于今后政治工作必须密切结合学习进行，这些辅导员具有一定业务水平，及其在学习上的模范作用，对开展工作是会有很大便利的。”“这样，并可培养辅导员成为比一般学生具有更高政治质量及业务水平的干部。”这说明，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高瞻远瞩的，既考虑到当前学生工作的需要，又考虑到为国家培养建设骨干的长远需要。滕藤同志具体筹备这件事情。１９５３年１、２月间，从三年级（当时本科四年制）学生中选拔了２５名政治辅导员。南翔同志亲自逐个审查学习成绩，若不是优良的就不要。这第一批辅导员大多是各系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他很重视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建立，第一次会议就是在南翔同志家里、在他主持下开的。他那和霭可亲的面容，循循善诱的教导，语重心长的期望，我们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生有益”。工作多年后，我们才更深切地体会到南翔同志这些教导的意义。他十分关心辅导员的成长。
让第一批辅导员组织起来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努力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社会、分析问题、指导工作，并亲自辅导。许多同志回忆这段经历时，都感到在政治上得益匪浅。他也叮嘱大家一定要同时把业务学习学好，有些辅导员后来还被选派到国外学习、进修。实际上，这个时候南翔同志就已经提出了“双肩挑”的思想。
随后，每年都要从高年级学生党员中选拔一批新辅导员，补充学生的政工干部队伍，后来也有一部分辅导员由青年教师中的党员担任。在１９５８年以前，对辅导员的挑选是严格的，制度执行得比较好。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学校大发展，所需辅导员的数量陡然增长，曾经出现过对人员挑选不够严格（甚至从低年级学生中抽调）以及工作负担过重而影响学习等现象。南翔同志知道以后，都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从而逐步健全了辅导员制度。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６年，清华先后共选拔培养了６８２名辅导员。他们为学校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做出了积极贡献。“文革”期间，这些同志竟被批判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基本力量”，而倍受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学校党委很快恢复了半脱产的政治辅导员制度。这说明，南翔同志倡导的辅导员制度是有生命力的。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７８年６月对这一创造给予了充分肯定：“清华过去从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选出人兼职做政治工作，经过若干年的培养形成了一支又红又专的政治工作队伍，这个经验好。”现在这个经验已被一些高校采用。
历史的实践证明，“双肩挑”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有以下好处：一是，有利于密切和学生的联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同时有利于将思想工作深入业务领域，培养、树立良好的校风，更好地引导学生努力做到又红又专；二是，有利于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一批质量更高的又红又专的干部。清华“文革”前的６８２名辅导员中近三分之二毕业分配或调动到校外工作。由于他们在半脱产期间，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培养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以及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等方面，受到了较多的锻炼，因此在工作岗位上，能够较快地适应环境，开拓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有些成为又红又专的党政领导干部，有些成为能从政治上团结同志，具有一定组织能力的业务骨干、技术负责人或学术带头人。辅导员制度，也为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既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组织能力，又具有较高业务水平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管理干部。
可以告慰南翔同志的是：您高瞻远瞩所倡导、培育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已经结出丰硕之果。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像南翔同志那样，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创造性地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