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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时期传言的社会心理分析

●李霞云 樊富珉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疾病袭击香港、广州和北京等地，它在人们毫无心理准备的状况下以其诸多的不可知因素造成社会民众心理上的巨大恐慌，一时间对于“非典”的各种传言一个接一个流传全国，由此在疫区,在城市和农村引发一系列非理性行为，从而更加重了人们在心理上的紧张和恐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对“非典”防治的顺利进行，给社会的稳定也造成较大冲击。随着政府一系列有效措施的实施，以及对“非典”疫情控制取得了不断进展，传言也逐渐减少并烟消云散。但是，冷静审视在非常时期发生的这个社会心理现象，认识非常时期社会传言的产生及其危害，对于推进各项工作提高政府和民众应对紧急事件的能力，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素质，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非典”传言及相应的行为反应

　　（一） 有关政府行为方面

　　 也就是涉及政府职能和权利方面的传言。最著名的就是对于”封城”和”撒药”的说法。由此传言引发了四月二十三日京城的食品大抢购,同时引发几天之内北京少部分市民,在京学生及外地在京人员逃离北京等等行为。

　　(二)有关“非典”治疗方面

　　 传言中更能引起人们恐慌的是对于“非典”患者死亡的数字以及对“非典”患者处置的传言。这类传言引起人们对“非典”的极大恐慌,以致造成人们心理上的过度防御。其中最有危害性的是“非典”患者和疑似“非典”患者极大的心理恐惧,拒不接受治疗和隔离,甚至逃离医院或隐瞒病情,对社会带来极大威胁。

　　(叁)有关“非典”预防方面

　　 对板蓝根和醋药物和食品等据说可以预防“非典”的物品的抢购风从广州波及全国,一时形成脱销局面。并且连带传出白酒、香烟、熏香等物品能预防“非典”的说法。在农村,一条对于“生下来的小孩说几句话就死了”的谣言,在四天内飞传全国十四个省,以及由此形成大范围燃放鞭炮的离奇行为的发生[1]。

二、 “非典”传言流行的社会条件及原因

　　 传言,又称流言。是指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或捏造的消息。它往往是对社会上已经发生或假想的一件事情做缺乏依据的描述或解释,并以口耳相传(现在更加上现代通讯工具如手机短信等)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行为。能够引起和造成传言迅速流传并引起民众心理恐慌和非理性行为的传言,总是与人们的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等有着重大关系的问题。

　　 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指出传言发生和流传有三个条件:

　　 （一）在缺乏可靠信息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和传播传言。也就是人们对真实情况越无法了解弄清,传言就越易产生和传播。

　　 （二）在不安和忧虑的情况下,会促成传言的产生和传播。

　　 （三）在社会处于危机状态下,如战争、地震、灾荒时,人们容易产生恐怖与紧张感,传言也容易传播。

　　 这次“非典”疾病就是一个重大的灾害性社会危机事件,“非典”的爆发性传染,对它的发病原因和来源以及传播途径等问题还不清楚,以及还没有特效药物有效治疗时,人们感到生命受到极大威胁,由此形成心理上的巨大压力。这种状况下,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等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传言的产生和传播由此具备了合适的社会心理土壤。

　　 几乎是出于一种人的心理上的自然反应,面对“非典”的威胁,人们“急于寻求对情况之确切认识及危机之解除”[2],在相关信息难以得到,或者现有信息无法解除人们心理上的疑惑和压力紧张时,“非典”传言(恶意造谣除外)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危机面前,心理上对威胁的一种抵御性反应和缓解压力的一种心理需要，其流传的内容表现了人们在心理上的动机和心态，是人的知识、经验、动机、情绪投射背景状态下的心理反应。根据奥尔波特的观点,传言在反映人的心理上有两个社会性功能。其一,是对个体不明的情况加以解释。在人们对“非典”无法拥有控制力量的情况下,过度的担忧和恐慌会造成理性的丧失,人的心理极易接受暗示,一点点信息都会被不加思考的给以“放大”或“充实”，并迅速传播开去。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感觉获得一种把握感和踏实感,因为无论如何,他比别人早一步多了一份有关信息,并且把它传给了别人。这就是危机状态下的非理性心理表现。其二,“非典”传言的内容和传播满足了个体在紧张恐慌状态下发泄和释放心理压力的需要。当人们处于恐慌和茫然不知所措之中时,通过对“非典”传言的传播,恐惧和慌乱情绪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因为在此种情景下,人的理性已受到恐慌的极大损伤,人的注意力全被“非典”的恐惧所占领。在某种意义上,传言成为失去理性的人们急于获得对“非典”这个巨大威胁的一种心理控制的需要和一种宣泄压力的需要。

三、 “非典”传言中折射的民众心理

　　 (一) 在威胁情境中对生命安全保护的强烈反应

　　 从某种角度说,人是一切存在的前提和意义。因此,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 .Maslow）需要层次理论中把安全的需要看作是人的一切需要中的基础性需要。当“非典”流行期间，医务人员的群体性感染和病情严重患者的死亡不断出现，使得人们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在听到“非典”的各种传言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如何保护生命的安全。所以,才会有对传闻中对“非典”有预防作用的板蓝根等一般常用药品的疯狂性抢购。至于那些逃离疫区或者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一步,整日泡吃方便面的行为,都是出于对生命感到受到威胁的过度性、非理性的反应。

　　 (二) 对不确定性因素的恐惧

　　 人类学意义上,人们之所以能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安然地生活,是因为人们认为对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有一定程度的把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环境有一定的控制感,人的安全感就是这样产生了。由于突发事件本身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多现象人们从未见过，事先很难预知，当突然降临人们面对威胁常常会感到措手不及,理性也无法找到对它的有效控制时,也就是威胁安全的因素中全是不确定因子时,它就一下打乱了人们认识和把握环境的规律,对人们控制环境的信心构成摧毁性打击,给人的心理造成无法排解的恐惧和无助感。因此,人们急于采取应对威胁的措施,如抢购,逃离,闭门不出,甚至造成精神错乱等等。所以,对“非典”认识的诸多不确定性是造成社会性恐慌和传言蔓延的最根本性原因。

　　 (三) 对信息不畅通的强烈反应

　　 现代社会既是一个高度科层化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现代信息手段十分发达的时代。政府通过无所不在的组织机构和各种传媒手段,对社会进行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和控制。这在西方社会学家那里被称为“控制的毛细血管化”。政府主要通过正式的渠道对社会进行管理和引导信息传递。正式的信息渠道还起着导向和安定人心的作用,是社会秩序化的功能性手段。但是如果危机事件发生了,人们对从正式渠道得到的信息不满意或者不足以解除心理上的紧张和压力,那么它就会造成传言的迅速传播,而且各种传言通过种种非正式渠道并借助现代通讯手段,迅速蔓延开来,在流传过程中,产生如社会心理学家们所说的“化略”,“强化”, “融汇”等演变,可能形成与传播之初面目全非的信息。全体传播者都无疑是传言的参与和创作改编者。这种传言由于参杂融汇进了参与者个体的动机和情绪,有可能成为更加威胁民众心理安全感的极大力量。如果没有及时强有力手段的澄清和干预控制,往往会导致人心崩溃、局面失控的可怕后果。

四、 对“非典”传言的科学态度和启示

　　 应当看到,这次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的“非典”传言,它的产生有其特殊性。除开极少数恶意造谣者以外,绝大多数参与传言者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是人们在危机事件中缺乏正确应对的错误的心理应激行为。因此,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非典”危机事件中传言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应对危机事件的干预系统,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减少传言产生的社会心理土壤,提高全民应对灾难性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对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非典”传言虽已成为过去,但它留下的启示却是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应当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国目前仍然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非典”事件一个重要教训是我国社会应对灾害事件的体系和机制还十分脆弱和不健全。以至在“非典”肆虐之时造成迅速蔓延和扩大。如果不是中央政府的果断措施,后果难以设想。但是非常措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经济上一些不必要的浪费性损失。因此,尽快建立健全防范灾害的社会控制系统势在必行。应当认识到,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今后还有可能产生各种预想不到的危机事件，有力的防范危机应对系统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

　　 其次,要保证在重大社会性事件发生时的信息通畅，尽可能将真实的信息迅速而透明地、以完整的形式不断地呈现给民众，这样可以使虚假的、缺乏根据的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造成的后果减小。传言的特点是缺乏事实根据和科学依据，如果在事件发生第一时间里提供明确清晰的信息，传言自会不攻自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高度密集的人口分布,客观上极易造成危急时刻的连锁式过度性反应。如果有关民众生死攸关大事的信息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透明和传播渠道通畅,密集的人群本身就是形成动荡性传言流行的自然条件，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加上现代通讯工具的利用，使传言迅速传播, 造成比“非典”这种传染疾病更可怕的心理传染疾病, 将会极大地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对危机事件的有效遏制。“非典”流行时期，中央及时采取政策，强调要准确掌握疫情，如实报告并定期对社会公布，不得缓报、瞒报，卫生部随后每天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疫情。将信息及时告知公众，才能充分动员老百姓全民参与抗击非典。因此,政府在管理职能上应该有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

　　 第三, 应该加强对民众进行长期的灾害事件应对教育和宣传。这是政府另一项功能即服务功能的体现。在灾害事件面前,缺乏冷静与理性的民众可能会成为灾害严重后果的推波助澜者,这是古今中外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了的。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还不高,相应的民众受教育程度和心理素质也还不高。这次“非典”传言证明,从统计学意义上看,人的受教育程度与其理性思维有着较大的相关。“谣言止于智者”。 因此,一方面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不懈的宣传教育,增强其防范应对灾害事件的意识，另一方面是发展民众终身教育体系,让老百姓的文化知识水平随着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以不断提高人的理性思维，成为具有较高心理承受能力的人，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非典”对于政府和民众是一场危机，也是一次难得的成长机会，通过“非典”，民众和政府都将不断成熟起来，社会发展会更加健康。

注释:
[1] 张立 留言,4天飞传14省[J] 南方周末 2003.5.15
[2]张华葆 社会心理学 [M] 三民书局 1998.240

作者介绍：李霞云 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97视频在线精品国自产拍教育研究所访问学者）
　　　　　樊富珉 97视频在线精品国自产拍教育研究所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