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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是第一位的”
——访电子系研究生工作组组长张林
走进东主楼10区407，原本以为会在这里看到张林在办公桌上伏案疾书或是对着电脑专注地处理事务的一幕，可是，他并不在办公室。在其他老师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隔壁的办公室。门开着，几个人正在讨论着办理出入证的问题。其中一个便是张林。在说明了来意以后，心细如发的他因为怕打扰同事们的工作，便提议将采访的地点搬到了东主楼的天台上。
“我已经是一个老组长了”
看上去和大多数的研究生年龄相若的张林，却戏称自己已经是一个“老组长”了。原来，去年2月上任的他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一年多了。而在此之前他曾先后做过不少学生工作，所以当接过这个担子时，他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和大多数研究生年龄相若，甚至比部分博士生年龄还小的他，是如何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发挥作用的呢？用他自己的话说，“讲究工作方法和技巧是很重要的”。他更多的是通过双方间的交流和沟通来进行工作和关爱同学们的。
从1996年就有了ID的他可以说是水木最早的一批用户之一，自然对bbs的巨大影响有着亲身的体验。BBS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开展工作的虚拟空间，他经常上BBS，了解同学们的思想动态，关注同学们对于校内政策的反馈等，有时还会用BBS上特有的话语和同学们进行交流。
总结这些年的学生工作，他认为有两条经验值得汲取：一是以服务的方式对同学进行指导，服务永远是第一位的；二就是鼓励发挥同学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也正是在这两条经验的指引下，在非典的这个特殊时期，他指导着电子系——这个全校研究生人数最多的系之一的800多名研究生成功地经受了非典的考验。
“非典时期，我的责任是无限的”
回顾自四月份以来的那段与非典抗争的时光，作为研究生工作组组长的他感触颇多。研究生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的较为成熟和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群体，如何在尊重研究生们的独立意识和保证学校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贯彻之间达到平衡，成了摆在张林和他的同事们面前的一个问题。
为了应付突发的状况，从四月份开始，张林的手机就全天候开着。一个晚上，曾有一位同学因发烧到校医院检查。得到消息后，他立即赶赴校医院。经检查，该同学需要转去北医三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断，于是他连夜和这名同学的导师一起把该同学送去了北医三院。这样的事情在非典的日子里出现过好几例。牺牲了很多休息时间暂且不提，其中的危险更不用说。但他没有一点怨言，更从来没有丝毫的畏惧。说到这儿，他笑了，调侃说：“病毒对于精神上大无畏的人是不能发挥作用的。”而心中支持着他的只是那个不变的信念：“在非典时期，我的责任是无限的”。让所有电子系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一个都不能少”地度过非典，也成了他在这段特殊时期的动力和目标。
在学校实行严格的校园管理措施后，同学们面临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张林和同事们采取了和大家面谈的方式，让同学们逐渐理解了学校的良苦用心。
针对非典期间可能会出现的同学们当中心情郁闷的情况，张林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采用了疏导的方法，经常在周末举办诸如轻体运动会之类的活动，让郁积的心情在这种活泼有活力的氛围中不知不觉的烟消云散。另外，他还在非典期间举办了好几次党员发展会，发展了十多位党员，为党组织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我们的职责
非典这段特殊的日子这也引发了一直以来张林对于职责问题的思考。“在担任研究生工作组组长的初期，我和同志们就认真讨论过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吗？”
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虽然研究生工作组每年涉及大量的日常管理事务，然而它更立志于服务，全心全意地为全系研究生服务。我们要利用各种渠道为大家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营造浓郁的学术气氛、组织多样的文体活动，使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和研究工作中。”这里，服务的功能被凸现了出来，无论做什么，宗旨都是为了为同学们服务。除此之外，张林特别强调了研究生工组组在突发事件中补充的作用，这在这次的非典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虽然学校在非典的伊始就表现出了坚强得力的领导，但由于非典的突发性，学校在很多政策上还是有衔接不紧密的地方，这就尤其需要研究生工作组的力量和智慧。
回顾自己的这些学生工作，张林坦言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既然我有这个经验，学校又相信我，给我这个机会，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除了担任电子系的研究生工作组组长外，张林还主动承担了电子系大四专业英语课的教学任务，此外，他还是一个在职博士生。之所以能在学术和社会工作两个都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的领域取得自己的成绩，对于张林来说，秘诀就在于最大程度地缩短这个角色转换过程的时间。用他的话说，就是“把这两者之间的脉冲尽可能地削尖”。
采访结束了，但张林的话还是让记者无法忘记：“虽然有时肯定会很累，但只要让同学们能感受到我服务的价值，能让他们在有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我，会说一句：‘找张林吧’，我就很高兴了。” （记者 王一集/编辑 周襄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