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标题文档
我在清华新区隔离的日子（一）
●新闻与传播学院 邢广利
2003年5月13日 第一天
要被隔离了。除了兴奋，现在没有什么别的感觉，终于可以体验一下隔离的感觉了，我可以在里面拍照、写日记，真好！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左手正在输液。和我在一起输液的是一个土木系的女研究生。前一段时间，土木系有一个男研究生因为非典被隔离了。那个女生说自己是土木研究生以后，马上解释说，她和那个被隔离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他在前楼，我在后楼，而且，只有他领钱的时候才去过一次，平时根本见不到那个人”……
昨天开始，我有点拉肚子，今天早晨肚子也不舒服。早晨起床的时候已经过了九点，自从食堂分区，调整营业时间以后，九点以后，就吃不到早饭了。我去超市买了个面包和一罐酸奶，就去学院的机房做节目。
半路上，自行车坏了，链条断了，我把自行车扔到修车师傅那里，最后步行去学院了。这几天，我和景刚合作在做对于非典的纪录片，拍摄的是一个在清华工作的卫生员，他每天负责一个学生宿舍楼的消毒工作，拍了三天，现在正在剪辑。
午饭的时候，我没有食欲，吃了半碗龙须面。回宿舍，妈妈打来电话，我告诉她没事，肚子疼过一会就好了。
睡觉前，我量了一下体温，是36.7℃，还算正常，但比我平时的体温高。肚子还是有点疼。醒来时，发现肚子不疼了，但是身体很热，量了一下体温：37.8℃。要被隔离了，我想。
在学校，大家住的都比较集中，像我们宿舍，就住着五个人。学校为了严格控制非典的传播，有一个严格的隔离标准，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如果体温超过37度，就要去专门的发烧门诊，并且，看完医生就会被隔离。我的诊断书上，就写着：输液以后送新区！医生还专门加了一个感叹号。
我睡醒的时候，已经快下午三点了。宿舍每天下午三点到六点要用过氧乙酸消毒，同学们必须关好门窗，离开宿舍。我把床头的基本论文的参考书塞进书包，随便抓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准备下楼了。
同宿舍的同学也都刚睡醒，我说，大家过一段时间再见吧，我要被隔离了。他们有人以为我在开玩笑，有人以为我要去采访，将信将疑，搞得我也不相信自己真的会被隔离。
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我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坐在一把红色的长椅上再测体温。稳定了一下情绪，我心想，可能刚睡醒的缘故，体温比较高？这次再测出来的结果，是38.4℃。真的要被隔离啦。这些天，我有没有接触过非典的病人？没有。那就奇怪了。
我给景刚打电话，想让他帮我借一个DV摄像机，这样，如果我真的被隔离了，我就可以在里面拍摄隔离日记了。
等他一会过来给我送机器时，我要打电话告诉他别靠近我，把机器放下，回去就是了，然后我就可以拿上摄像机，再打电话叫救护车了。
结果，我没有等到摄像机，就决定给辅导员打电话了。我没有自行车，周导说让我走着去医院。我也没有给医院打电话，就走路去医院了。路上，女友打电话问我怎么样了，一直走到医院，我该挂号了，她才恋恋不舍的挂上电话。
校医院的北楼专门开辟出来做发烧门诊。一个护士全副“捂”装的坐在门诊的门口。来看病的同学先测体温，如果不到37度，就到南楼别的科室看病，如果超过了37度，就在发热门诊挂号、看病。
我接过体温计，坐在门口露天的长椅上测体温。还有一个男生坐在另外一个长椅上。五分钟以后，看体温计是38.1℃。进去挂号。
发热门诊的“大厅”大概有半个教室大，X光室、化验室、挂号室都是只对“大厅”开一个小窗口。门诊的墙上贴着一张A4的白纸打印的字条“半污染区”。墙上还贴着一些“共抗非典”之类的标语，我没有记住具体是什么内容，还有一张京华时报制作的抗击非典的招贴画。
我告诉大夫，我闹肚子了。她开完了验血、拍片的单子之后，又开了一个验大便的单子。
拍片和验血都很顺利，我戴着口罩，大脑一篇空白的跟着大夫的指导一步一步的进行。化验室和挂号室的窗口开的都很小，大夫有的时候不在座位上坐着，需要的时候，对着窗口大喊医生“大夫”就可以了。
化验结果都出来了，大夫看完我的化验单之后，开了一个输液单，让我交费之后上二楼输液。
二楼输液的地方还有一个女生，就是我提到过的土木系的女研究生。我挑了一个靠近窗户的沙发坐下，开始输液，可是，我还是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病，为什么发烧，为什么输液。这还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输液呢。
针头扎进我血管的时候，我觉得很疼，不过，很快就过去了。有一些新奇，也有一些兴奋，毕竟也是人生的一种体验嘛。大夫告诉我，我输液的药是奥复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概念，应该是抗生素吧。
输液过程中，大夫穿着隔离服，站在旁边看着我们。她说，明天再坚持一天，她们就要轮休了，先隔离一周，然后再回家休息一周。很高兴的样子。
输液的时候，女友又给我打来电话，一直说话，陪着我输液。后来，我给辅导员打电话，汇报我的情况。
输液结束后，我和那个土木系女生一起上了汽车，被送到了所谓的“新区”。隔离区离医院很近，估计司机师傅还没有来得及加档，我们就到了新区。和我一起的女生是上午进来的，她领我进了隔离区，叫我在门口登记，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负责登记的管理员姓雷，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应该是学校物业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习惯称呼他雷师傅。登记的时候，我问他：你怎么不戴口罩，不怕我吗，我可发烧呢！
他笑了笑，迟疑了一下，开玩笑说：我不怕，我是共产党员，周围负责打扫卫生的两个服务员和大夫哈
 |
| 雷师傅（左一）在和另外两个卫生员打牌，输了要在耳朵上挂纸条 |
哈大笑起来，我说，那好吧，我也把口罩摘了啊，我也是共产党员，他马上严肃起来，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周围的人又是哈哈大笑。
就在这样的笑声中，我被分配到了一排八号的房间，简称1-8，读出来就是“一杠八”。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卫生员戴着口罩，拎着一瓶热水，送到了我房间里。
房间大概有我们宿舍的四分之三大小，就是一个汽车车库的大小吧。屋子是用白色的型材临时搭建的。屋子里有一张床，床上有褥子和一床被。床头有一个小桌子。后窗底下有一个凉水的水龙头和一个锈迹斑斑的新的水池。水池旁边就是卫生间，我打开卫生间的门进去看了看，是和医院门口一样的那种免冲厕所，用脚一踩开关，塑料袋就带着排泄物，被唰唰的卷下去了。除此之外，屋子里的陈设别无其他。
屋子里有两个灯。一个是节能灯，还有一个透明的管灯。我把它打开以后，发现它是紫色的，还挺好看，就一直开着了。直到护士来查房，告诉我那是紫外灯，我才一跃而起，把它给关了。
五点半，晚饭来了。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操一口四川普通话，在门口拉长声音喊着：吃饭喽——。
没有香皂，不能洗手，也就不能吃饭。
过了一会，樊银鹏把我需要的东西整理出来，交给陈祥峰，给我送来了。
东西送来以后，我洗手吃饭。晚饭不错：丸子、鸡腿、香菇油菜、土豆丝。我稍微感觉有一点头疼，身上还有点热，但是，食欲也不错，狼吞虎咽的就把东西吃了个精光。
晚饭过后，我给凤凰卫视的吴竞打电话。前些天，他给我打电话，要我去拍一些隔离区的电视记录片，我说，进隔离区比较困难，现在，我自己进来了，就找他借个摄像机用吧。
他听说我被隔离了，觉得有一些戏剧性，不过，还是在后来的短信中要我注意保重身体，他说明天给我送摄像机来。
女友一直很担心我，不停的给我打电话、发短信。从我中午发烧开始，她就一直特别的担心和紧张。直到晚上我洗完脸，刷完牙，躺在床上了，她还打电话过来，告诉我别忘了关机，这样就不会被吵醒了。
朋友们也很担心我。辅导员也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陈祥峰一趟又一趟的给我送东西，樊银鹏也被我折腾了好几趟。徐老师、李彬老师，孙老师也都打来电话问候我，后来，徐老师还买了收音机，开车给我送来。
想想昨天，我还坐在机房里看董然隔离的时候拍的录像，觉得她拍的不错，很好看。今天，我也被关进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