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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王国维的死因
（光明网 2001年4月18日）
“后期的王国维既是封建卫道士，也是亡清的忠臣烈士。对王国维来说，卫道必然殉清，殉清也就是卫道，二者密不可分。”
蔡仲德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沉。其死因何在？ 对于这个“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72年来有过种种说法， 也有过热烈争论。近有干春松先生《王国维：自杀的理由》 一文，对这一争论作了梳理，对对于王国维死因的“殉清” 说、“殉文化信念”说、“罗振玉逼迫”说、“性格悲剧” 说作了述评。这对读者了解有关情况无疑是有益的。
此前，我曾撰文三论王国维的死因(即《也谈王国维 的死因——与邓云乡、刘梦溪先生商榷，兼析陈寅恪的有关 言论》，载l998年10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否定“殉清” 说着实不易——与邓云乡先生再论王国维的死因》，载《中 国文化研究》2000年春之卷；《“殉清”说难以否定——三 论王国维的死因》，载1999年7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从 多个角度论证王国维之死不能排除“殉清”因素，因而对于 王国维死因的“殉清”说难以否定。对于干文，我赞同其有 关“殉文化”说、“罗振玉逼迫”说的述评，而对其余部分 持有异议，现特提出商榷，并对“殉清”说作进一步的论证。
干文说，“对于王国维的死因，影响最大、流传最 广的要数殉清说”。我认为此说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 陈寅恪的“殉文化”说影响最大最广，至今天，它更深入人 心，成为主流之见，甚至几乎成为定论。
干文说，“王国维之自杀最主要的应是其矛盾又忧 郁的性格”。我认为此说难以成立，因为它无法回答这一性 格由来已久，为什么王国维早不自杀而到1927年才自杀。干 文似乎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补充一句，说“国民革命军对 叶德辉等人的镇压是其触媒”。但干文又说，“王国维并没 有叶德辉在湖南组织筹安会这样的劣迹”，既然如此，这一 补充便无助于“性格悲剧”说。
干文还提及王国维的遗书，说，“王国维仅仅是留 了一条辫子、做过清室的官而已，王国维更多的可能是恐惧， 深恐自己也遭受屈辱，故而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 世变，义无再辱’之绝笔。但遗书中只交待家事及书籍之安 排，丝毫没涉及清帝及东躲西避的朝廷，因此我们完全可以 把这篇遗书看作是一种内心的恐惧，而明确的价值指向，或 未可知”。这显然是对“殉清”说的否定。那么这种否定的 理由能否成立，王国维是否“仅仅是留了一条辫子、做过清 室的官”，而别无表明他对清室态度的言行，其遗书是否 “只交待家事及书籍之安排”，而丝毫不涉及清室呢？让我 们还是来看看如下的事实：
1、辛亥以后，王国维不仅留辫，不仅流亡日本，不 仅自称“亡国之民”，而且其著作及书信对清室均以“我朝”、 “本朝”、“国朝”、“大清”相称，无一例外。可见，他 始终以遗民自居，其忠于亡清的态度极为鲜明。
2、1917-1918年，他曾热切期盼张勋等复辟成功， 并曾为此类“救国大计”作过周密谋划(见《王国维全集·书 信》192-263页)；1922年，其《库书楼记》曾表达“山川重 秀，天地再清”的期望(见《观唐集林》卷23)；1924年5月， 其《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要溥仪“益崇圣德，务广圣学，…… 以俟天心”(见《王国维年谱长编》416-417页)；1924年年底， 其《敬陈管见折》曾流露对溥仪“得国”，成为“中国将来 之共主”的希冀(转引自罗继祖《观堂余絮》，见广东教育出 版社1999年6月版《王国维之死》339页)。这又可见，他始终 对复辟宣统怀抱希望。
3、王国维认为，“为人臣者，当无事之世，事圣明 之主，虽有贤者，当官守法而已，至于奇节独行与宏济之略， 往往出于衰乱之世，则以一代兴亡与万世人纪之所系，天固 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维之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见 《观堂集林》卷23)。所以对于清的覆亡，他曾感叹“汉土由 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 见《观堂集林》卷24。“文谢”指文天祥、谢枋得。后者于 抗元失败后拒不出仕，绝食而死)，对于张勋复辟事件，他认 为“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如再典见然南归，真 所谓不值一文钱矣”(见《王国维全集·书信集》197页。 “北行诸老”指前往北京参与张勋复辟的康有为、沈曾植等 )。既然如此，一旦他自己身为人臣(1923年任“南书房行走” )而又遇到非常情况，便必然守忠贞之节，“以一死谢国”。 这就是他1924年“甲子之变”时“援君辱臣死之义，欲自沉 神武门者再”的原因，也就是他于1925年8月说“事到艰危誓 致身”的原因(《罗雪堂参事六十寿诗》，见《观堂集林》卷 24)。
4、赵万里《王静安先年谱》记述：“去秋以来，世 变日亟，先生时时以津园(指在天津张园之清逊帝溥仪——蔡 按)为念。新正赴津园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 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 四月中(指农历四月——蔡按)，掇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 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 (转引自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见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年6月版169页)戴家祥《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记述： “今岁四五月间，党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 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大恐。是时清华研究院评骘成绩方 毕。五月二日(指农历。阳历为6月1日——蔡按)……晚，某 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涉及时事，先生神色黯然”，又 云，“先生曰：‘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 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 不能谓时局无关也”(转引自同上书169、183页)金梁《王忠 悫公殉节记》记述：“公殉节前三日，余访之校舍。公平居 静默，是日忧愤异常，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 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能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 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盖死 志已决于三日前矣。”(转引自《王国维之死》29页)这些记 述都有助于说明王国维遗书为何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之语，有助于说明其自沉确实是为了殉清。
5、我已在《“殉清”说难以否定》一文中指出，王 国维遗书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一典故，此典故出 于《宋史·范质传》。范质为后周世宗所重，曾于世宗临终 时“受顾命”，辅佐年仅七岁的恭帝，但他却在赵匡胤夺取 后周皇权、建立宋朝时“降阶受命”，未作反抗，有负重托。 故宋太宗赵匡义对他有如下评语：“循规矩，慎名器，持廉 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耳。”范质“受顾 命”、“降阶受命”均在公元960年，此时他正是五十之年。 王国维在遗书中用了这一典故，足以说明其死是为了忠于前 朝，即为了殉清。现在，我还要进而指出，王国维之死与顾 炎武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明亡后，顾炎武拒绝仕清，曾言 “先妣……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 ‘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 出矣。记曰：‘将贻父母令名，必果；将贻父母羞辱，必不 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 矣”(《亭林文集·与叶讯庵书》)，又曾言“乙酉之夏，先 妣时年六十，避兵于常熟县之语濂泾，谓不孝曰：‘我虽妇 人，身受国恩，义不可辱。’及闻两京皆破，绝粒不食，以 七月三十日卒于寓室之内寝。遗命炎武读书隐居，无仕二姓。… …今将树一石坊于墓上，藉旌门之典，为表墓之荣”(《亭林 文集·与史馆诸君书》)。辛亥以后，罗振玉曾对王国维“以 亭林相期”，王国维自己则以“可几于亭林先生”自许，故 “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身受国恩，义不可辱” 云云，对王国维无疑具有启示作用，顾炎武及其嗣母之尽节、 殉节，对王国维无疑具有典范意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云云，就是王国维对顾炎武及其嗣母 上述言论的继承，王国维的自沉就是对顾炎武及其嗣母忠于 前朝，为前朝尽节、殉节行动的仿效。
6、王国维既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纪纲扫地，争夺 相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论政学疏》，见《王国维之 死》9页)，说“赤县竟无干净土”(见《王国维全集·书信》 254页)；又视象征清皇室的颐和园为“干净土”，说“今日 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两相对照，可知他之所以选择昆 明湖自沉，就是出于对清室的眷恋，就是为了对亡清尽其忠 贞之节。
以上论证表明，辛亥以后，王国维并非“仅仅是留 了一条辫子、做过清室的官而已”，他还有忠于清室、期盼 复辟清室的大量言行。以上论证也表明，王国维的遗书并非 “丝毫没涉及清帝及东躲西避的朝廷”，“五十之年，只欠 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数语便直接关涉清逊帝及其 “朝廷”，解析此数语，便不难看出王国维眷恋清逊帝及其 “朝廷”，甘愿与之“共命而同尽”的鲜明立场。 根据以上论证，我认为王国维自沉的直接原因是殉 清，对于其死因的“殉清”说无法否定。
王国维曾在《教育小言十则》中说：“自杀之事， 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 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 而后出此也。”(《静安文集续编》)辛亥以后，王国维始终 期望溥仪复辟，当他感到“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 者”、“世变方亟，事不可为”，因而复辟无望时，他便 “入于绝望之域”，走上自杀之途了。
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 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 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 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陈寅恪提出 的“殉文化”说可谓言之成理，却无法说明王国维为何经此 “数十年”(指中国文化之销沉沦丧已数十年)不死而到 1927年才死？又为何遗书有“再辱”之语？唯有“殉清”说 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 决定性的原因。
在我看来，后期的王国维既是封建卫道士，也是亡 清的忠臣烈士。既卫道，又殉清，二者并不矛盾。因为所卫 之道即所谓“纪纲”不得不有所依托，其依托就是清皇朝所 代表的典章制度。所以对王国维来说，卫道必然殉清，殉清 也就是卫道，二者密不可分。（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