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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的几方印章

中华读书报 2001-06-20

作  者 戈 革

  本文拟介绍对于钱钟书先生的一点资料,或称“掌故”。此事与笔者个人直接有关。因为笔者的专业范围和中国的文学界或国学界相去较远,所以此事我若不说,恐怕世界上知道它的人就会很少。因此才想把它“交待”出来,以资世人之关心“钱学”者的谈助,或者也算得一种十分微薄的芹曝之献吧?

  且说我于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暑假以后,克服了若干阻挠和挤迫,考入了97视频在线精品国自产拍物理系(物理研究所)当研究生。那时清华的研究生还为数甚少,我们这一年级(所谓“38学号”)总共只有二叁十人,男生不管什么科系都住在相邻的几间宿舍中,大家接触较多。正是从那时起,我认识了钱先生的研究生乔稚威(乔亻必)兄。我们保持联系(偶尔有短暂的被迫中断),至今已五十余载,彼此皆垂垂老矣!

  当年在我们这些青年研究生中,流传着一些对于钱先生的故事,大家对他都很崇敬。有人找机会到钱先生家中去拜访,引以为荣。我因性情怯懦,没敢做过这种尝试,而且从那以后,我虽然和钱先生有过一些文字往还,但却一直没有得到亲自拜谒先生的机会。当然,在清华时,我偶尔在校园中或在进、出城的“校车”上,还是见过钱先生、杨绛先生和他们的女儿的,但那当然算不得正式的拜见。

  附带提到,当时在我们这些同学少年中,钱先生的小说《围城》是十分风行的。同学们日常谈论,常常引用《围城》中的情节来作为“论据”。当时北京的旧书市场,比现在的更加可爱得多。记得我曾先后在旧书摊上买到过叁本《围城》(“良权”版),后来都送给别人或被别人借走了。由此可见,对于今日大多数之谈论《围城》者,我们这些人显然不妨以“前辈”自居了。

  我于1952年春天(“叁反”运动中),在清华通过了学科考试和论文答辩,然后就算“毕业”。那时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入学时允诺的“硕士学位”早成明日黄花,再也没有提起了。因此我们这些人谁也没有得过学位!毕业以后,我被派到济南的“山东工学院”工作了一年多,然后就经过申请回到了北京,于1953年秋季被派到“北京石油学院”(现在“石油大学”的“前前身”)任教。那时乔兄也在北京,我们得以时相过从,直到那“史无前例”的动乱开始时为止。

  说也特别,我本来学的是理论物理学,但是对中国的传统诗词和书画艺术都十分喜爱。从1954年起,我在当时那种不断被“革命”和被“改造”的逼人环境中开始自学刻印。当时完全没有条件向任何专家请教,也没有后来这种形式的讲授刻印的入门书籍,我只能买了大量的论印旧书(线装书)和许多印谱,来暗中摸索,闭门造车。就这样,我一生刻印数以万计,直到去年(我78岁)才因目力实在不济而基本上“封刀”。

  我的刻印实行“连工带料”的“制度”。在一般情况下,朋友们想要我刻的印,只要通知一声,我就会买了石材,刻好了印奉送(有时还“加倍”奉送)。1958年,乔兄建议我给钱先生刻印。此议甚获我心,于是就积极从事起来。现查旧存印迹,可知于那年10月3日,为钱先生刻印二方,一为白文“钱钟书印”(回文读法),一为朱文“默存”,如图1所示。

  过了几天,又于10月7日给杨先生刻印二方,一为白文“杨绛之印”,一为朱文“季康”,如图2所示。

  这几方印并没有立即交去。到了次年(1959年),我又于3月4日为钱先生刻一朱文别号印“槐聚”,如图3所示。

  五印由乔兄转交后,钱先生很高兴,直接给我写信说要约定日期请我吃饭。但是我向来对谒见前辈感到怯场,而且那时已是“大跃进阶段”,乔兄被派到郊区农村去参加劳动(“深翻土地”)。因此我复信说,宴请之事只好等乔兄回来时再说。这样,一来二去,局势日益动荡,那顿宴请也一直没有举行。

  在那场无奇不有的“十年浩劫”中,我们这些人真正进入了水深火热、朝不保夕的悲惨状态,彼此之间当然也失去了互相联系的自由,谁也不知道别人的死活了。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中国知识界出现过欣欣向荣的气象。那时乔兄任教于上海某校,该校成立了一个新的文学研究所,通过各种关系,请钱先生给研究所写了牌匾。钱先生在给乔兄的信中表示,写匾之事乃属情不可却,有如“好女怕缠夫”的一般。在那块牌匾上,钱先生没有署名,只钤了两方姓名表字之印。我写信给乔兄说,如果我猜得不错,那应该就是我刻的那两方印。后来事实证明果然不出所料。

  上世纪的80年代初期,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些有关中外文化关系的问题,遍翻所能到手的中国典籍而不得要领,于是我向乔兄打听到通信处,写信向钱先生求教。先生在回信的一开头处写道:

  “辗转得来书,惊喜交集。尊飧印章,至今宝藏,未遭劫火。”

  信末果然钤了我所刻的那叁方印章,并注明曰:“此即兄妙手奏刀者也。”

  1995年,“叁联书店”出版了钱先生的《槐聚诗存》。书前影印了先生的诗稿手迹,稿末也钤的是我刻的那两方姓名、表字印。

  我平生出版了几十本着译书籍,但都是些物理学或物理学史方面的滞消货,钱先生对这种东西不会有任何兴趣的。另外,我从媒体上得悉,钱先生经常收到许多别人的赠书,家中无处存放,每到年底就用板车运出去卖废品。我不愿意增加钱先生卖废品的负担,因而基本上从来不曾向钱先生呈送自己的着译品,然而却也有一次例外。

  1986年(岁在丙寅),我突发奇想,希望除了信件以外,更多地保藏一些钱先生的手迹。当时钱先生的女儿钱瑗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于是我选了自己新出版的几本书,连同一本从“书画店”(旧称“南纸店”)买来的空白册页,以及新给钱先生刻的叁方印,一起托人带到钱瑗教授处,并且附了一封给钱先生的信,请求他在空白册页上写几首自己的诗。此次刻的叁方印如图4所示:

  一为白文“钱钟书印”(回文读法),一为朱文“默存”;第叁方是朱文收藏印(按收藏印例应该为细朱文,以免印损书画),此印若按平常读法便是“默存存赏”,若按回文读法便是“默存赏存”,二者皆可通。

  东西带走以后,我心中不无疑虑,很怕钱先生怪我“多事”或“不知进退”,而把我也列入“缠夫”或厌物之类。结果还算好。没过多久就收到了钱先生寄回的诗册,上面写了钱先生的50首旧作,而且在跋语中再次揄扬了我的篆刻功夫(具体文字在此从略,以免自夸之嫌),跋语后面钤了图4中的前两方印。现在这本诗册已成了我的“镇斋之宝”,连同原来的封套(上有钱先生的毛笔手迹)一起珍藏在我的寒舍中。   总而言之,就我十分有限的见闻所及来说,凡是钱先生用印的地方,都不出我刻的这六方印的范围,此事也使我甚感荣幸!

  最后请让我补充几点“题外之言”。第一,“文革”以前,钱先生曾赠我以他所选注的《宋诗选注》,书前有他的亲笔题字,书内有他手写的多处改订,可惜此书已在“文革”中失去!第二,“文革”以后,我得到钱先生寄赠的《谈艺录》,也有先生的题字和手书订正。第叁,杨绛先生曾寄赐《将饮茶》一册,也有他的亲笔题字。第四,我曾托钱瑗教授给钟书先生带过几次书物,也曾给她刻过一两方印,但从来不曾和她见过面;当钱先生满八十岁时,我托钱瑗教授带去几件很别致的寿礼,另有一件礼物请钱先生转赠钱瑗,那是一件古玉器,其名曰“瑗”,正是钱女士芳名之所由起。(注:印章原为绛红色)

2001年06月21日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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