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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
中华读书报 2001年9月19日
逸天
赵元任先生生于1892年，1982年去世。他早年所学是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后来留学美国，本科专修数学，毕业后进入哈佛的研究院，专修哲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学期间，除了主修的数学哲学课程，还选修了物理、机械工程、语言学、音乐等多种课程。毕业后，先是在康奈尔大学任物理学讲师，后又回国在清华教数学、哲学、历史等。他早年的求学经历，使他具有极为广阔的学术背景，说他“融会古今、贯通中外、横跨文理、精通音乐”（袁毓林《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前言》），并非过誉之词。赵元任先生的主要成就在语言学方面。他是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开山鼻祖，对汉语的结构、语法、语汇、音位、音韵等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在汉语方言调查方面尤其有着特殊的贡献，是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第一人，为后来的方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还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先行者，《反切语八种》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讨论语言集团变异的文章。先生对语言有着深刻的认识，对研究语言的方法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普通语言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学术界公认的。美国语言学家豪根曾在《现代语言学的方向》（D irec tio n s in M o d e rn Lin gu istic s）中把赵元任和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特鲁别茨科依同等看待，认为他们的成就已经超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拉斯克和格里姆。
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并不是凭空而就的。他有天生的语言才能，有一副非常敏锐的耳朵，能够辨别细微的语言差别。此外，他父母长期随其祖父在外地做官，而且他家有许多不同地方的亲戚，因此他有机会接触多种不同的汉语方言。据先生自己的叙述，他祖籍江苏人，他家的长辈都说常州话。但他生长于北方，所说的是南方味很重的北京话。他家在保定住的时间较长，照看他的周妈也是保定人，早年对保定话多有接触。后来他又学会了常熟话、常州话、苏州话、南京话、福州话等多种方言。这使他从小就对语言有很深的感性认识。不过，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对语言十分感兴趣，从小就喜欢学说各处不同的方言。留学期间，更是选修了许多语言学的课程，发表文章“提出中国语言学一定要作科学或历史的研究，并要进行建设性的改革”，还在日记里写道：“我想我大概是生来的语言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学家”“我索性作个语言学家，比任何其他都好”（据《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吴宗济序》）。
当然，做任何事情，仅仅有天生的能力和兴趣是不够的。难得的是，先生的天才固然常人难及，他的勤奋努力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先生学分居校史最高记录，以后长期无人超过他。拿他的作品来看，从1915年发表在《科学》上的《心理学与物质科学之区别》开始算起，至1982年发表在《清华学报》（台湾）上的《常州话里两种变调的方言性》，他总共发表文章、专着、译着等近200种（据苏金智《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重要的也有20种着作（包括音乐），3种译着，以及36篇论文（据《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其中有现代汉语方言学的第一部专着《现代吴语的研究》，普通语言学的入门书《语言问题》，还有第一部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全面系统分析描写汉语口语语法的《中国话的文法》，早期音位理论的经典文献《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他主持翻译的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以及《反切语八种》和被余霭芹称之为“方言比较语法的鼻祖”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研究》等等。即使在今天，一生能写出近200种作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有那么多的经典之作。固然先生长寿，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时间，但若非十分勤奋，恐怕也难以写出这么多的作品来。
了解先生的生平事迹，了解他对于语言学所做的贡献，固然可以给人们许多激励和启发。但如果想对先生的学风有更深切的体会，想从先生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还是应该读他的文章。读先生的文章，首先感觉到的是文笔生动。现在的学术文章，常常是长着同一幅面孔，大多是一本正经的，让人读了犯困。先生的文章则不然，口语色彩很强，写得风趣，象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还时常穿插一些有趣的事例。如在《语言问题》中讲到四声的时候，他说“语言里头的音位性的声调的不同，不光是中国语言所独有的咯，并且也不是亚洲、东南亚语言里所独有的，非洲也有，美洲有一部分的红印度语言也有，中美洲、南美洲有的红印度语言，也用声调的分别。中美洲有些语言，有时就利用声调的不同，说一种象秘密话似的：元音辅音都不要了，就光哼这个调儿，就可以猜出来是说什么话——当然这也是有相当限制的，不能样样都那个样子，不然语言就用不着了——常常在讲价钱的时候，两个人你这么哼，我那么哼，哼到后来会知道价钱，旁边人不知道他们说的什么”（《语言问题》60－61页）。当然，《语言问题》是他的演讲记录，基本上保留了他演讲时的说话风格，不同于一般的文章。但即使是他专门写的文章，虽然不像《语言问题》那样典型，但同样深入浅出。如《语言成分里意义有无的程度问题》有这么一段：“语言跟其他信号的所以有重复度啊，有两种功用：一个是为传达上的保障，一个是为收发者的方便。平常传达信息时候，半路上总有多少的扰乱，使收的人会收不到或收错了一部分。这种扰乱在消息论里的术语叫噪音（n o ise），这是广义的‘音’咯。比方一句话说一遍没听清楚说两遍或是换个说法再说，这都是重复的成分咯。或者这么说没懂清楚反复申说才听得清楚。所以没有语言不用相当的重复的成分，例如按某种计算法，英语的重复度是百分之五十。”（《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74页）仿佛先生就坐在你对面，正在跟你唠家常一般。吴宗济先生说：“先生治学非常谨严，写作一丝不苟，但文章全用口语，十分易读。先生的数理与逻辑学都是本行，而文章中从不用满纸公式以张声势。”（《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吴宗济序》）确实如此。
文章能写得生动，当然好，可以让人读得有乐趣。但对于学术文章来说，生动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说理清楚明白。赵元任先生的文章不仅生动，讲道理也讲得特别透彻，让人看了就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啊，原来是这样。比如，在《中国话的文法》的语音部分，先生讲：“咱们已经知道除了零声母以外，所有的声母都是辅音。这个零声母，大部分的人发音时，都有一点像辅音似的闭塞，或者发成无摩擦的舌根或小舌部位的浊通音。这就是为什么‘棉袄’m ianao里的n跟ao不像英文的ran o u t可以连读的缘故。”就是说，汉语中的零声母音节前并非什么都没有，所以即使前一音节收辅音尾，也不能连在一起读，如“办案”b anan就不能读成b an an，而英语中类似的词前面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如果前面的词收辅音，就可以很自然地连在一起来读，如an a im与a n am e听起来读音相同。由于中国人习惯于在零声母音节前带一点无擦通音，在学英语时也一下子难以去掉，往往难以掌握英语的连读音。
先生之所以能把问题讲得那么清楚，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观察敏锐，而且善于思考，能把日常生活中一些大家习焉不察的语言现象抓住，并做出恰当的解释。先生在文章中的举例，虽然看似信手拈来，却总是恰到好处，很能说明问题。比如《汉语结构各层次间形态与意义的脱节现象》一文，他举例说明羡余现象：“‘虽然’中的‘然’，原来的意思是‘如此’，现在只作为后缀，因而有了‘虽然这样’，‘虽然如此’这样的羡余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已属正常，说或写的人决想不到停下来注意一下其中的羡余现象而把它解成‘虽然然’”；又如讲混杂隐喻时说“但是在‘马上就开车走’这一短语中，不假思索，并觉不出哪点特别。其实‘马上’的字面意义是‘在马背上’，尽管‘马’和‘上’的语义活力都很强，说和听这一复合词的人只把它当作副词而不去注意开着一辆无马的车在马上走（‘走’还用脚呢）有什么不合适。”虽然文中并没有单独为“羡余现象”“混杂隐喻”等这类脱节现象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只要看了这些例子和解释，大家都会清楚地知道它们究竟指的是怎样的语言现象了。
先生的文章，一般都会有很丰富的例子。上面的引文已经有所表现。他曾在《清华周刊》15周年纪念刊上发表过18条“赵语录”，其中一条是：“没有预备好‘例如’，别先发议论。”他的文章正是这一条的具体实践。
先生的文章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很广，除了汉语研究的各个方面外，还常常会谈到自己的一些体会。比如学习语言的方法。他曾经讲述自己学习德语的经验：“我呐，我还照着我的读书不求甚解的老法子念出声儿来自修。后来到大考时候——大考当然也是德译英——居然还得了个‘础’。”又比如调查方言的一些经验：“学着说一点当地的话，可以使发音人放心说他们本地的话，免得有时误认为我是政府派来宣传统一国语，反而想法子对我说国语。”他的辨音能力使他对很多语音描写得十分详细而又准确，如《语言问题》第十二讲中对于英语发音的一些描写说明，对人们学习英语语音很有帮助。
还要提到的一点是，赵元任先生在对汉语的长期研究中，一直能够立足于汉语，从汉语的事实出发，对已有的理论进行补充或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中国现代语言学是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就是他在研究汉语方言的基础上写成的。他在汉语语法方面的研究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的语言学几乎没有语法，汉语语法研究根本就是从模仿西方语法开始的，早期的语法书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黎锦熙的《新着国语文法》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后来的学者虽然对汉语语法特点的研究和认识都逐渐深入，但由于语法术语大多是借自西方的语法体系，一时也很难完全摆脱西方语法理论的影响，完全从汉语出发，建立自己的语法框架。赵元任先生自然也难免受到影响。不过，由于他早年主要的工作是在音韵学跟方言上，这两方面是中国传统语言研究中所有的，是在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能抓住汉语的特点。而且他一向坚持从汉语的实际出发，他的学术修养也使他能够灵活地运用西方语言理论及方法，不会单纯地从理论出发来修正汉语。他曾经说：“我完全同意美国结构派语言学家的主张：学者的任务是记录用法，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出现这些用法。”（《什么是正确的汉语》）在《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中，他开头就指出“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把一种语言里的音化成音位系统，通常不止一种可能的方法，得出的不同的系统或答案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可以只看成适用于各种目的的好坏问题。”可以看出，对待语言以及语言理论，他一方面非常灵活，同时又能忠于事实。
本着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赵元任先生在长期的研究中，逐渐对汉语有了深刻的认识，往往能抓住汉语的一些本质特点。比如汉语的基本单位问题。西方语言，如英语，基本的语法单位是“w o rd”，一般翻译为“词”。西方的语法理论即以词为中心。汉语早期的语法研究者在借鉴西方的语言理论时，也把这个单位借入汉语中来。但汉语中“词”的地位和英语中的“w o rd”的地位很不相同，英语中的“w o rd”很明显，是很容易就能划分出来的单位，而要确定汉语中的“词”却相当困难，中国的学者想出种种方法，如陆志韦的“同形替代法”等，但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赵元任先生早期也主张词是汉语句子结构的最小语法单位（《北京口语语法》），但后来在《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1975）有所改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比如：“印欧系语言中w o rd（词）这一级单位就是这一类的概念，它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在汉语的文言阶段，即古代经典和早期哲学家所用的语言中，单个音节恐怕在相当程度上类似西方观念中的一个w o rd。但到了现代汉语，这种情况已大为改观。”“如果我们观察用某一种语言说出的大量话语，例如英语，考虑一下这些话语中小片段的情况，并拿它们跟汉语中同样的小片段作个比较，我想，‘字’这个名称（这样说是因为我希望先避免把w o rd这个词用于汉语）将和w o rd这个词在英语中的角色相当。也就是说，在说英语的人谈到w o rd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字’的结构特性与英语的w o rd相同，甚至连近于相同也谈不上。”“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这几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汉语中“字”的地位和性质。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就是以“字”为单位，现在一些学者如徐通锵先生、汪平等也分别对“字”这一级单位进行了论述，从“字”出发解释一些语言现象，证明赵元任先生对于“字”的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
谈到“词”，就不可避免会碰到词类问题。这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英语有形态变化，属于同一词类的词，往往有相同的形态变化，因此，词类划分比较容易。但汉语没有形态变化，词类划分就成为一个难题。在这个问题上，赵元任先生也提出了不同于他人的解决方法，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35－40页）将他的方法概括为“鉴定字原则”，并对此进行了详细而中肯的评述：“赵元任的动词分布表完全没有动用句子成分的概念。赵氏第一次系统地使用了鉴定字，第一次给出了词在鉴定字中的分布矩阵。可以看出，这六类词的分布特征都不一样。赵元任第一次提出，动词（即我们现在的谓词）就是能受副词‘不’修饰并且后面可以跟后缀‘了’的句法词。这是要给谓词找出区别性分布特征。后来划分词类的学者在确定谓词的语法特征时都没有离开过‘不’这个鉴定字标准。”“鉴定字的操作方法完全是在具体的字中考察其他单位的分布情况，这就彻底摆脱了通过句子成分的分布确定词所遇到的循环论证的困难。这是汉语词类研究中最重要的一次进展。”“尽管赵元任的鉴定字分布法比海里斯的分布理论晚两年，但在方法论上做得更明确干净。从这种意义上说，赵元任的鉴定字分布法在整个结构语言学中也有方法论的意义。”“起用鉴定字是中国学者对分布理论所做出的贡献，当然中国学者没有从理论上来论证这个问题。”虽然赵元任先生自己没有提出“鉴定字”的名称，但实际上他的方法已经相当成熟。
赵元任先生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恐怕写上一本书也难以说尽。这里只是谈一点粗浅的看法。最后借用陈原先生的话作为结束：“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此外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陈原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