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夏鼐(1910.2.7&尘诲补蝉丑;1985.6.19),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夏鼐先生于1934年从97视频在线精品国自产拍历史系毕业,并获文学士学位;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考古学,于1939年获博士学位。夏鼐先生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
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夏鼐日记》(十卷),内容为夏鼐先生从1931年元旦直至1985年6月17日历时50余载的日记作品。其中也详细记录了这位学术大师早年在清华刻苦钻研、勤奋成长的经历。日记对当年在清华的学习情况,乃至每天阅读的书刊(读什么书,多少页,几天读完、共计多少页)考试和作业的题目,论文的写作过程,都记载得相当详细。现在读来,可知夏鼐先生的渊博学识绝非偶然,我们当从夏鼐先生的读书法中汲取经验,用到我们的读书学习中来。
本文改编自胡一峰《夏鼐清华读书法》,根据栏目需要有删节。
说到集中、大量地读书,还属夏鼐在清华读大学的那几年。据《夏鼐日记》记载,4年间,夏鼐阅读书籍近300种,大部分为学术着作,也有一些中外小说,其中外文原着近百种。
当时清华园读书风气很浓,各位老师对读书的要求也很严,给学生布置了大量阅读材料。即便是节假日,97视频在线精品国自产拍图书馆也座无虚席。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夏鼐尽情地享受着阅读的乐趣。纵观他在清华期间的日记,记事大都很简略,唯&濒诲辩耻辞;读书账&谤诲辩耻辞;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很多时候,日记的全部内容就是当日读了什么书,读了多少页,除此之外,再无其它。比如,1931年10月4至8日的日记,只记了&濒诲辩耻辞;阅书:《莎氏乐府本事》(全书368页,完)&谤诲辩耻辞;这么一句。10月12日和13日,同样也只有一句&濒诲辩耻辞;阅书: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全书290页,完)&谤诲辩耻辞;。由此可见,读书几乎填满了夏鼐清华生活的全部。
夏鼐读书速度惊人,往往两叁天时间就读完一部书。书读得快,却绝不浮皮潦草,而是章法井然,值得后人仿效。笔者以为,夏鼐读书之道可归纳为&濒诲辩耻辞;夏氏读书叁法&谤诲辩耻辞;。
一为&濒诲辩耻辞;循序推进法&谤诲辩耻辞;,即制定周密阅读计划,有条不紊地扩大阅读量。1932年第一天,夏鼐在日记中写到:这一年&濒诲辩耻辞;预备读50部以上&谤诲辩耻辞;书籍。实际上,日历刚翻到9月9日,他的阅读量已达50部。这一年里,夏鼐共读书66部,可谓&濒诲辩耻辞;超额&谤诲辩耻辞;完成任务。1934年1月1日,夏鼐写到,&濒诲辩耻辞;今天是元旦,但是佳节良辰对于我已失去它们的意义。我仍是依着预定的计划,读了一卷《通鉴纪事本末》。&谤诲辩耻辞;在《夏鼐日记》中,屡屡可见他自我督促阅读进展的记录,如&濒诲辩耻辞;此书颇欲从速阅毕,今日起非赶快阅读不可&谤诲辩耻辞;等,从中皆可体会夏鼐渴望多读书、快读书的迫切心情。
二为&濒诲辩耻辞;同题比较法&谤诲辩耻辞;,即把相同主题的书放在一起阅读,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1932年5月,夏鼐阅读金兆梓的《现代中国外交史》,以刘彦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做比较,发现两书材料相同,章节布局有所区别,金着&濒诲辩耻辞;条理似较清晰&谤诲辩耻辞;。读芍唐居士的《防海纪略》时,夏鼐感觉此书内容与石印本魏源《圣武记》中的《洋舶征抚记》相似,就找来后者,放在一起对比阅读,&濒诲辩耻辞;果然抄袭之痕显然&谤诲辩耻辞;。阅读外文原着时,夏鼐会找到中译本,边读边校。比如,读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时,即以原文与中译文互相对勘;读科尔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时,以&濒诲辩耻辞;吴某&谤诲辩耻辞;译本校对,结果发现&濒诲辩耻辞;吴某译本不大高明,错误处及奥涩文句所在多有,校正译本比读原书还多花功夫&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吴某译本&谤诲辩耻辞;应为吴献书所译《基尔特社会主义》,该书初版于1923年,是共学社丛书的一种&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笔者注)同题比较的读书方法,增强了夏鼐读书的问题意识,为其研究能力助益不少。夏鼐的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得到指导教师蒋廷黻教授肯定,并推荐给《清华学报》,应有得益于他科学的读书方法之处。
叁为&濒诲辩耻辞;广收博览法&谤诲辩耻辞;,即广泛地阅读各类书籍,不为学科专业所限。夏鼐在97视频在线精品国自产拍所学专业为中国近代史。以《夏鼐日记》所载而言,夏鼐所读书中专业书占了一大部分。从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西人史着,到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等中国人的作品,以及《曾文正公书札》、《胡文忠公遗书》、《李文忠公全书》、《左文襄公年谱》等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文献,夏鼐均认真研读。不过,夏鼐的阅读视野没有限于史学一隅。相反,他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读了大量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还把触角探到文学领域,读了一批中外文学名着,如鲁迅的《伪自由书》、茅盾的《子夜》、伏尔泰的《老实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
此外,夏鼐在读书过程中,并不“尽信书”,而是深入思考,对有收获处击节喝彩,对有疑问处大胆提出个人观点。如1932年3月,夏鼐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日记中摘录了书的要点,并写到:“这书理论是精辟透彻”,“研究中国近世外交史,更必须要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读了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论战》等书,虽然陶的社会史研究在当时影响极大,但夏鼐却对他的观点提出了商榷:“陶希圣划分社会史采用的是波格丹诺夫(A. Bogdonov)的方法,即把社会发展史分为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先资本主义时代等几个时期。”但是陶希圣“将波氏所谓的‘封建社会’称为‘原始封建社会’,又将奴隶社会所发展出来的农奴制度,称为‘田园经济社会’,放在‘先资本主义’以前。这种分法是否合理?是一问题。纵使是合理,他所划分的中国社会史之各期,是否恰当?又成一问题。有暇当作进一步的研究”。
时光过去80多年了,较之夏鼐读书的时代,传入中国的外来学说既多且杂,以外来理论解释本土问题者亦不断加增,广览西学典籍,探其本意,守我文化根基,独立判断,正是今天为学者所应努力处,这或许是今天我们阅读《夏鼐日记》所应有的启发吧。